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1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年消费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恢复正常增长有不少困难。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促进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次就消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9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年消费因疫情受到较大冲击，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基于网络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撑了新型消费逆势快速发展，且潜力巨大。要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鼓励市场主体加快创新，更大释放内需，增强经济恢复性增长动力。

随后在9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经过3年至5年努力，促进新型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通过进一步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提升新型消费产品的供给质量、进一步增强新型消费对扩内需稳就业的支撑，到2025年，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显著提高，“互联网+服务”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得到普及并趋于成熟。

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更好依托新型消费拓展国际市场？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应重点在两方面着力，一是积极发展新型贸易方式，特别是重点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新型业态发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动传统集装箱交易向小包贸易转变。通过推进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自主零售网络终端，借助现代物流产业链和平台经济，提高全球销售能力。二是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在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基础上，着力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特别是注重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贸协定的低关税效应，积极拓展亚太新兴市场。

今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在11月19日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谈道，RCEP将为我国外贸及相关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联储资管投研部总经理袁东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人民币结算服务方面，一是要提高人民币在境外的结算便捷性，比如增加覆盖国家、网点和人民币代理行账户，延长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服务时间，以及简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流程和手续；二是要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提供丰富的汇率对冲机制；三是要为人民币的使用提供更多途径，比如增加人民币回流和投资渠道。在优化通关服务方面，一是通过优化通关作业流程、优化税收征管作业方式、提高查验作业效率、降低进出口查验率等具体措施来缩短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二是通过减免滞报金和滞纳金等措施降低通过成本；三是开发关税保证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跨境往来的不确定性。

王有鑫认为，在政策支持上，应继续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电子商务特点，优化通关、退税、外汇、安全、环保管理方式，提升人民币在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和跨境消费中使用便利度，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构建协调统一的跨境支付标准体系。（刘琪）

来源： 证券日报

　　人民币要成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就要盯住一篮子大宗商品的价格，而非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尤其是对于美元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基础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负利率。这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于今年5月底已超过3.1万亿美元并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带来巨大挑战。如果这一状况持续时间较长，将大幅推高相关国家的通胀水平，导致美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为此， 人民币逐渐摆脱美元的控制并逐步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已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在整个21世纪最初的十多年时间，由于西方一系列“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量地急于寻找安全投资的资金转向中国。中国1997年以后连续4年萧条陡然在2002年进入复苏，2003年变成FDI（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一的国家。就在中国遭遇危机和萧条的压力下，突然发生西方资本流向中国。同期，也导致中国大规模“对冲增发”本国货币，致使主权货币由此而逐渐演化为外储货币。在过去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条件下，我国事实上形成了“外储发行+土地吸纳”的货币发行和地产资本扩张的制度性关联，已经引发诸多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外汇占款发行，会削弱央行调控货币的自主性，被动“量化宽松”增发货币创造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脱实向虚等。货币发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一系列的原因，我国急需大量的外汇用以偿还外债，例如 日本因为广场协议导致本币升值而使得我国对其所欠外债大幅度增加，后来证明，这一切都是日本有意而为之，由此受难的并非中国一国，而是整个接收了日本援助的所有亚洲国家。所以我国开始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一切可以赚钱外汇的方法都可以使用，这些政策直接导致后来我国外汇储备激增，而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再一次刺激了我们脆弱的神经，把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了强国的象征。高峰时期，我国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国实行的强制结汇制度，大量的外汇占款直接限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因为大量外汇的涌入，我国为了保护外贸型经济而不得不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就导致央行必须印刷大量的人民币用以吃进美元，否则汇率的抬升就会对沿海外贸经济产生致命的打击。

　　而这一对冲政策直接导致人民币超发，央行在一边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对冲美元，而另一边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收回流动性，以2014年6月末为例，在央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高达27.99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21.66万亿的存款准备金和6.33万亿元的流通现金，而在资产方，外汇占款高达27.21万亿人民币，与基础货币相差无几，这就意味着，我国整个货币发行依据基本都是以美元外汇储备为保证，我们称之为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阴差阳错之下，新旧中国都走到了以美元外汇储备为主，作为本国货币发行依据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所谓的对冲型货币政策（对冲的纸游戏）。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坚持本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对冲型货币政策是指在国际资金大规模流入的背景下，本国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数量型和(或)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调节国内货币供给和金融市场行情，从而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从历史来看，对冲型货币政策源于两大背景：中央银行被确立为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调节者；国民经济日益对外开放并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经常性跨境资金流动。对冲型货币政策运作从根本上说是带有浓厚凯恩斯主义色彩的需求管理政策。19世纪30年代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对主张市场自动调节的古典学派的严厉批判，开始寻求新的思路。系统性探讨对冲型货币政策的文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并且与“三元悖论”(“不可能三角定理”)等理论相关联。

　　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总体思路和原则主要是：通过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外汇流入对冲，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在外汇占款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了控制国内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收回再贷款等方法冲销这种由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被动的货币供给变动，从而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央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100元，银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太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

　　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互相依赖的。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像是，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给欧洲、日本、韩国、拉美和东南亚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只有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如果中国贸然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很快消耗殆尽。另外，我国本币完全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要设立中国的金融市场防火墙。人民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以后，美元及其他货币就能够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大进大出并大肆炒卖，可能造成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幅动荡，且在动荡过程中被美国大割韭菜。而我国面临的挑战恰恰就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可兑换程度越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就越高，而且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减少对冲并实现真正的货币发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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