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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 东方IC 资料图

电子科大郑文锋教授因贬低四大发明被停课。这则新闻刷爆朋友圈。

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在学界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些争议是怎么产生的？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表示，“四大发明”一直就有争议。“争第一”可以说是产生争议的一个症结点。本来我们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稳居世界第一，但是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的。

首先说印刷术的问题。韩国跟中国争印刷术发明时间的世界第一，这是不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韩国认定的是金属活字印刷术，这已经是印刷术后期的发展，前期是木活字印刷术，这个发明权还在中国，且争议不大。

尽管在韩国也有发现雕版印刷的纸条，比如1966年发现的《陀罗尼经咒》。但存在的问题是，这很有可能是从中国带过去，遗留在韩国的文物。历史上，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达官贵人都喜欢中国的佛经，有些经卷因此流入，所以韩国发现的雕版印刷的残卷可能是从中国过去的。还有一点证据是，这个纸条上有武则天时期的特殊汉字，这是朝鲜半岛上应该不会使用的汉字。所以，印刷术的发明权在中国基本争议不大，只是在雕版印刷出现的时间上，目前学界仍有争议。

火药的问题，我以前曾写过文章。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西方后来发明的是黄火药，所以火药的发明权在中国也没有争议。

存在问题比较大的是造纸，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这个说法已经明显动摇了。

蔡伦

这个问题纯粹是我们自己搞坏了。原本，我们说蔡伦是世界上第一个造出纸张的人，我们所谓的“纸”，就是指用蔡伦的这套方法造出的“纸”。后来，有人在陕西灞桥墓发现了“纸”——其实就是扁平的絮状物，上面也没有文字，学界产生两种意见，一派坚决认为这是“纸”，一派则坚持蔡伦所造的才是“纸”。前者或许是想因此而提前中国发明纸张的时间，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主张“灞桥纸”是“纸”，实际上就改变了“纸”的定义。

一旦修改定义，这个事情就坏了。它提示人们，可以通过修改定义来“争第一”。如果灞桥墓发现的这个东西可以称为“纸”，那么，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发明了纸——埃及人的莎草纸，就符合一些学者修改后的定义。现在很多博物馆也都藏有埃及人的莎草纸作品，其上有大量的文字，还有绘画作品，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灞桥纸”，那么，为什么埃及人的“莎草纸”不能称之为“纸”？如果可以，埃及发明纸张的时间就比中国早得多。

这个事情已经说不回去了，所以，中国最先发明了造纸术，这个说法已经动摇了。

再说指南针存在的问题，这不在于要不要“争第一”，而是本身的存在就有问题。最初，我们说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说法的依据不是实物，而是文献记载。有文献记载说，在航海中用这种东西可以指明方向。

但是为了要把指南针的发明时间提前，就只能寻章摘句。先秦时代的文献记载说，将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样放在一块平板上，可以指明方向，这就是司南。在小学课本上都有一幅图，我们国家也曾发行过邮票，用的也是这张图。实际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司南

司南是什么样的，文献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见过。后来我们广泛使用和看到的这幅司南的图出自王振铎之手。王振铎在1949年以前就搞和考古有关的工作，与科技史也有点关系，比如复制古代的某些器物。1949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文物部门工作。1940年代王振铎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自己“复制”了一个司南，那张广泛使用的司南图就是他文章中的插图。但他的司南从来没有学者见过，他的同事们回忆中也不曾见过实物。

还有一个很不利的事例。郭沫若去苏联访问，希望带一个司南作为礼物，当时他就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院士去做司南，郭沫若、钱临照都知道是王振铎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让王来做这个事情。后来，钱临照造不出来，因为天然磁石的磁力很弱，那一点磁力很难克服勺子和平板之间产生的静摩擦力。钱临照没办法，最后磁勺所用的并不是天然磁石，而是用电磁线圈为其充磁，才克服了摩擦力，能够指明南北，郭沫若就带着这个去了苏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司南的模型基本都是合金造的。这与王振铎的说法全然不同，先秦肯定没有电磁线圈，因此司南的说法可疑。

1950年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很孤立，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就要求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当时“意义重大“、“世界第一”这样的说法在很多读物中都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北宋的水运仪象台。

水运仪象台是一种大型天文仪器，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1956年，李约瑟曾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论证，在这篇文章中，李约瑟认为，这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意义极为重大。文章发表后，风靡中国学术界，之后的大众读物更是将其描绘成盖世神器。直到现在，还有人以为这是多么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水运仪象台

其实，在同时代的欧洲、中亚、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里，类似装置并不罕见，不存在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忽略了出现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同类装置，或许是当时真的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但选择视而不见。

我参与教科书评审工作时，曾看到小学课本中还有展示司南的那幅图，我就提出，说先秦时代就有司南，目前尚无确切证据，那张图尤其放不得，怎么能放进教科书中给小孩子灌输错误的知识呢！

改革开放以后，科学史研究者不再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国家也不要求学者做这样的事情了，科学史逐渐变成一个正常的学科，开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学者发表学术文本的自由度大了，很多错误已经在学界进行了纠正。但是大众读物、宣传读物方面的内容却很滞后。举例说，现在很多人还相信布鲁诺是因为日心说被烧死的，事实上是，布鲁诺是因为卷入宗教纷争，被作为异端而烧死。再者如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贡献，现在从学界到媒体都肯定了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都可以在公共媒体上看到真相，但是很长时间教科书上的内容却依然很滞后。

要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通常这种表述容易夸大其词。总体上，从西方往东方的物质文化传递更活跃，中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在中华文化圈里传播。我曾说过，如果列一个包含到现在为止已有研究成果的清单，从西方传入东方的清单很长，从东方传入西方的清单很短。

但是东方传到西方的这个清单里却包含了火药、造纸、印刷术这类东西，这几样技术对文明的影响确实很大。西瓜、西红柿、番薯，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物种，但是这对历史的影响有多大？没有西红柿好像也没关系，其影响还是有限。

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盔甲炸得粉碎，改变了历史。这似乎证明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比如我们常说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马克思的这句话毕竟是文学修辞性质的。一项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需要很多细节内容去支撑的。目前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东向西传入的物质文化清单虽然内容少，但是影响较大；而从西向东传入的东西虽多，影响却不是很大。

11月18日，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指南针，证券代码300803.SZ）正式登陆A股，首日上涨44%，至11月28日连续9日一字涨停。截止发稿指南针买一委托仍有30多万手，高买入委托从侧面反映出投资者对公司股价后期走势充满期待。

招股书显示，指南针成立于2001年，经营近二十年来始终从事金融信息服务，是国内最早的证券分析软件开发商之一，公司成名多年，可谓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老大哥”！此次IPO募资3.56亿元人民币将主要投资于PC金融终端系列产品升级优化项目、移动端金融产品建设项目、华南研发中心及客户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和大数据营销及研究中心的开发项目。

相较于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其他公司的上市时间点，指南针上市晚了近10年。早在2009年7月IPO重启之后，国内从事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同花顺、东方财富、大智慧便于2009年-2011年三年间先后上市。

图：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上市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Wind

对比上市数据可以发现，同花顺、东方财富、大智慧发行市盈率分别高达92.57倍、116.93倍和88.89倍，三家公司平均IPO发行市盈率近100倍。高企的IPO发行市盈率，较大程度上透支了公司的投资价值，加剧了股价上市后下行风险，因此三家公司在上市不久后纷纷破发。其中，大智慧上市仅4天即出现破发，更是在上市11天股价触及27.36元/股的阶段高点后，走出长达两年的阴跌行情。

对比来看，指南针IPO发行市盈率22.99倍，截止发稿，指南针市盈率PE(TTM）约为42.30倍，其所属行业市盈率约为54.81倍（Wind数据），8连板后公司估值仍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也许，这就是指南针上市以来连续封板的最佳解释——因为值得。

虽然相比同业公司，指南针晚上市十年，但十年沉淀,而今厚积薄发。初登创业板的指南针将继续同投资者一道“茫茫股海，伴您远航”。

责编：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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