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言表示，“去年人口净增长才48万，今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今年很可能是人口负增长了。联合国原本预测的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2034年左右，现在提前了十几年。”

不仅如此，今年3月以来，网络上也在铺天盖地地报道，“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被印度超越，告别全球第一了。”不仅如此，印度媒体在报道中还宣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

虽然事后专家学者证实，自始至终都不甘当“老二”的印度，人口反超中国的梦想没能真正实现——网络上公布的印度总人口数据不准确，这是印度某医疗资讯网站统计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官方，所以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公认的人口第一大国。

不过，印媒所说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却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事实上，国内不少专家也透露，可能今年四季度，印度的总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因为一季度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差距只有300万，而印度的出生率仍然保持在每年2.2%，我国是0.752%，所以半年内，印度人口追赶并超过中国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种种信号显示，我国的人口形势确实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了——催生无果后，我国的人口警报已经拉响了。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生育主力不生了。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已高达2.4亿。另有数据显示，2021年底，我国1.7亿90后中，仅有不到1000万对登记结婚。而已婚90后中有超过50%的人表示“5年内不打算生孩子”，即便有生育的打算，近8成人表示，“只生一胎”。

无怪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喊话，“如果大家都不生二胎，50年后中国人口将只剩6亿。”经济学家任泽平在生育问题上，也看得很透彻，他直言“不要指望90后、00后，而是要抓住75年-85年出生人群。”

其次，老龄化问题比少子化问题更严重，老龄化遇上少子化，无疑是隐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定时炸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

一言概之，老年人口增多，社会的养老负担将增重。事实上，少子老龄化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出钱问题，还有养老出力问题——我国的养老服务设施以及人才缺口都非常严重，比如专业的护工缺口就高达300万，现在每年只增加10万，要想真正满足需求，至少需要40年。

尤其是在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工人数接近3亿，近四分之一即将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养儿防老不靠谱，居家养老没有钱，机构养老太贵且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莫非要靠国家养老？然而现实是，只有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员工才有资格领到养老金。

再者，10省人口自然负增长。截至5月6日，据中新财经统计，除了吉林之外，已经有30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至少已经有10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包括黑龙江、辽宁、重庆、内蒙古、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河北和山西。

其中东北地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洼地”：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11‰，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18‰。根据七普数据，东北人口10年减少1101万人，其中，黑龙江减少了646万多人，是流失人口最多的省份。

第四，催生也“无效”了。为了应对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鼓励生育，2016年以来，国家分别出台了“全面二孩”和“三孩生育”政策。可以说基本没有效果——全面二孩政策只在首年起了一丁点作用，2106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786万，但是随后的5年，出生人口迎来“5连降”，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2021年出生人口只有1062万，创历史新低。

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现如今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居住条件、医疗技术、生育设施等都均有明显进步，为什么大家反而不愿意生了呢？

在文化学者张家栋看来，生育率的下降是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年轻人生活状态和文化习惯的一种体现。杨振宇总结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生育意愿极低，主要是头上压在“三座大山”，进而导致年轻人不敢生、生不起、养不起。

第一座大山是住房，太贵了买不起，现如今这个社会，并不是人人想当房奴就可以当的。一线城市均价高达7.8万/平，购买80平米的房子，总价就高达624万。即使是首付三成，也至少需要190万。要知道，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35128元。这意味着在一线城市买一套很小的刚需房，光凑首付款，就需要不吃不喝54年，一家三口齐上阵，那也需要18年。

有人说一线城市不具有代表性，在这里买房的人都是非富即贵。按照全国均价1.2万元一平计算，普通人买房的门槛也提高到了100万，一个普通家庭凑够首付款至少也需要8-10年。这还不包括未来三十年，每月四五千元的银行贷款。

第二座大山是教育。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教育支出3.7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5%。表明我国家庭高度重视教育投入，舍得为教育花钱。今年2月份，梁建章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指出，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为人均GDP的6.9倍，该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其中教育支出占比超过45%。

另有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支出一学期近二万亿元。钱到底都花在哪了？2018年，杭州观成中学寒假的一项家庭调查显示：养一名初中生一年要花8.8万元其中补习班费用是大头。来自《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在7岁至18岁孩子的家庭里，教育支出占整个家庭全年支出的20.8%，81.2%的孩子上过补习班。调查亦显示，51.24%的家长认为孩子的教育消费比家庭其他消费更重要。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不断走高，已令部分家庭不堪重负。

我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本来教育成本不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本运作在“作怪”，贩卖教育焦虑，鼓吹不要让娃输在起跑线上。

现实中，父母们相遇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你娃报了几个班？你娃在哪里补课？哪个机构里有好的数学、英语老师？

第三座大山是医疗。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医疗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归根结底是医疗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医疗资源极度短缺；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且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城市；三是医疗服务体系不完善，科学有序的就医格局尚未形成；四是中国的医疗产业发展依然比较低下，尤其是在创新药领域，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是超级大的。

为什么说医疗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的医疗制度不完善，且医疗资源大多掌握在资本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大环境是医疗市场化，医疗市场化必然会导致过度医疗，原本老百姓花100元就能治好的病，现在要花1000元，甚至更多。

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的机构是“421”，即一对夫妻赡养4个老人，这使得他们只有能力生养一个孩子。想象一下，一个家庭的4位老人全部生病，或者有一人是重大疾病，那么这个家庭的开支将大大增加，他们还有多余的财力和精力去多生孩子吗？

鼓励生育，国家终于要“推翻三座大山”了？

基于上述分析，飞马旅联合创始人杨振宇直言，当前阻碍年轻人生育的主要“堵点”是住房、教育和医疗，这是生育率低下的源头。因此想鼓励生育，得先帮年轻人推翻这“三座大山”。

对此我们颇为赞同，综合所以调查数据来看，住房、教育、医疗三大开支，基本占到一个家庭所有开支的80%以上。尤其是城镇家庭，住房、教育开支比例更高。事实上，这三座大山也确确实实正成为抑制生育的主要因素。

人口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保持人口的合理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建设至关重要。所以为了鼓励生育，为了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万全之策，国家确实要“推翻”三座大山。事实上，从近几年，我国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巨变来看，国家在这两个领域已经出手了：

教育：“双减政策”推动优质教育理念的发展——在打击补习班、减少作业量等方面实现了给孩子和家长减负。尤其是对教培行业一刀切停掉，虽然可能损害到一些投资人的利益、冲击到整个产业，但跟国家大计鼓励生育相比，微不足道。更何况，教育的内卷，本身弊大于利，这也是国家下定决心整顿教育的根本原因。

医疗：从最开始的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公立医疗事业单位加大药品集采、医疗器械的集采跟力度，大大降低医疗费用和社会负担，再到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医保药品越来越多，不仅大大缓解了医患关系，也减轻了居民医疗支付负担，正努力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那么住房大山是否也要推翻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房地产的地位特殊，所以“推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们现在在做的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回归住房居住属性，政策上把住房的投资属性弱化；

第二，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租赁住房市场发展，并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商品房，商品房的价格也不可能降到人人都买得起的地步。因此，解决刚刚的居住问题，就需要多条腿走路——多主体供应，多渠道解决。第一次房改，保障房就被推到重要的位置，但那时商品房市场发展过头了。这一次，保障房、租赁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才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对象。实际上，这就是学习的新加坡模式，一部分的住宅通过政府供给来解决。

第三，“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不走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老路”。有人说这是自欺欺人，今年以来全国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松绑调控的迹象，因此有人信誓旦旦表示，这是房地产又要重启的信号。在我们看来，实则不然，近期一些中心城市确实有回暖的迹象，但仅限于回暖，更没达到大幅强劲反弹——深圳、上海、杭州、成都、合肥等数十个城市的成交量仍然低迷，和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量不到40%。事实上，国家对房地产的定调仍然是“稳定”。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引导资金有序流入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更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培育新动能，最重要的是，在现如今生育率每况愈下的背景下，稳定房地产，更大的作用是鼓励生育。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抑制了国人的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调查显示住房占到绝大多数家庭总开支的70%以上，这意味着住房才是生育的最大“堵点”。所以，不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不推翻三座大山，一味在“逼人多生”上面下功夫，恐怕只是事倍功半，缘木求鱼，甚至会出现越逼越恐惧、越恐惧，越不敢生的恶性循环。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怎样才算住得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在“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中，面对房屋的工程质量、户型与布局设计、小区环境、周边生活配套等近20个选项，超三成的受访者把“最不满意”的一票投给了“离工作地点太远”。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彦华

　　安居才能乐业，住房问题事关民生福祉，向来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2021年3—4月，《小康》杂志社联合国家信息中心，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进行了调查，经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21年度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为70.0分。

　　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受访者(63.1%)对目前的居住状况感到“满意”，其中10.4%的受访者感到“非常满意”，52.7%的受访者感到“比较满意”;13.4%的受访者感到“不满意”，其中4.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8.9%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意”;另外，还有23.5%的受访者感觉目前的居住状况“一般”。

　　买房意愿增强，超四成受访者开始观望

　　“从现在到今年年底，您会买房吗?”这是“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问卷中的一道题目。调查结果显示，与去年“中国居住小康指数”同题调查结果相比，持观望态度、准备伺机而动的人明显增多，40%的受访者选择了“观望”，与去年相比上涨了15.3个百分点，48.2%的受访者直言“不会”，比去年相比减少了15个百分点，11.8%的受访者表示会买房，比去年减少了0.3个百分点。

　　谈及买房，房价总是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近期，“香河楼市有楼盘价格暴跌七成”“还不起贷款,燕郊有人开始送房了”等声音不断，购房者的焦虑情绪再次被点燃。

　　“您预计今年年内本地房价会上涨还是下跌?”面对这一问题，接受“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的受访者中，36.9%的人认为会下跌，9.3%的人认为会上涨，7.3%的人认为会保持现状，另外还有近半数的人给出了“不好说”的回答。

　　有人看涨，有人看跌，更多的人迷茫无措。那么现实数据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3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5916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20%，涨幅与上月持平。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较2020年同期上涨4.07%。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5654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44%，涨幅较上月扩大0.16个百分点。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3.48%。与此同时，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3月新房找房热度有明显上升，全国整体找房热度环比上涨36.7%，一线城市找房热度环比上涨39.6%，二线城市找房热度环比上涨42.2%，三四线城市找房热度环比上涨32.0%。

　　3月份，是传统的楼市销售旺季，以往的小阳春是属于楼市的，但今年，相对而言，这个小阳春，更属于“调控”。

　　3月初，全国两会如期举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房地产调控内容整体延续了往年提法，除了“房住不炒”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亦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3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房地产调控绝对马虎不得。2021开年以来，住建部调研督导力度不断加强。

　　房地产的问题，不只是供求的问题，还蕴藏着巨大的金融杠杆风险。3月26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从加强借款人资质核查、加强信贷需求审核、加强贷款期限管理、加强贷款抵押物管理、加强贷中贷后管理、加强银行内部管理等方面，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审慎合规经营。

　　不难看出，遏制投资投机炒房，国家态度其实非常坚定明了。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央行已经推出了不少新举措，如今房价调控收效明显，但未来还需要继续“挤泡沫”。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认为，今年楼市调控政策频率明显要高于往年水平，而且很多城市还在持续收紧，这说明当前房地产调控更紧更严厉。过去房地产政策更多是“打补丁”，现在监管部门则更多的是希望达到“滴水不漏”的效果，“各地调控没有松懈的空间，继续从严”。

　　住得开，还要住得好

　　“经过20多年房地产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的人均建筑面积为30多平米，基本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但人均住房的使用面积只有20多平米，未来我们需要从解决住得开的问题过渡到解决住得好的问题。”正如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管清友所说，目前我国“住得开”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高达96%，人均1.5套。“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亦显示，43.3%的受访者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20—34平方米，35.4%的受访者为35—49平方米，3.7%的受访者为50平方米及以上，不足20平方米的受访者占比为17.6%，并且人们对住房面积的满意度较高，给出负面评价的受访者不足两成。

　　但是从“住得开”到“住得好”，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由“中国居住小康指数”演变而来的“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主要从居住面积、住宅建筑质量、住宅配套及环境、社区关系、物业服务等五个方面进行衡量。在本年度的调查中，得分最高的是居住面积指数，为85.1分，这也是五个一级指标中唯一得分超过80分大关的指标;其次是住宅配套及环境指数，为72.5分;住宅建筑质量指数排名第三，为60.6分;社区关系指数排名第四，为60.3分;得分最低的是物业服务指数，为59.2分，不仅得分最低，并且未能达到60分及格线。

　　怎样才算住得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显示，26.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适合居住在一线城市，26.5%的受访者喜欢二线城市，16.9%的受访者青睐三线城市，另外还有13.7%的受访者想要住在城镇，13.7%的受访者向往乡村生活。

　　选择住所，受访者优先考虑的因素是“性价比”，71.4%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选项;其次是“地段”，68.5%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再次是“周边生活服务，如超市、菜市场等”，56.8%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选项。位列第四至七位的依次是“价格”(49.1%)、“交通”(43.6%)、“离工作单位远近”(37.6)、“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等”(32.5%)。排在第八至第十位的分别是“户型”(26.9%)、“物业管理”(23.1%)、“升值空间”(20.4%)。

　　那么，公众又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呢?面对房屋的工程质量、户型与布局设计、小区环境等选项，超三成受访者把“最不满意”的一票投给了“与工作地点的距离”。此外还有较多的受访者把票投给了“物业服务”(29.6%)，“附近交通便利程度”(26.1%)、“停车状况”(25.8%)、“户型与布局设计”(21.4%)则分列第三至五位。

　　“住所离工作单位太远!”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纵览“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和近五年“中国居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与工作地点的距离”已连续六年位列“国人最不满意的十大居住现状”排行榜前三。从城市治理角度来看，单程平均通勤时耗，也是城市空间、交通效率、宜居水平的综合体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提出，45分钟通勤保障已成为国际共识。但是，在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通勤都在1小时以上，占通勤人口的13%。其中，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是我国平均通勤距离最远的四个城市。

　　租房不等于将就，

　　超五成受访者期待规范租赁市场

　　高昂的房价让很多人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租房生活。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一季度市场季报显示，春节过后租房市场迎来了旺季，3月环比涨幅达到87.9%，今年一季度，全国重点18城成交量环比上涨14.7%。贝壳研究院预计，二季度的租房市场仍将维持热度上涨的趋势，而租金水平将总体保持稳定。

　　不过，“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人们对我国的租房市场评价并不高，给出正面评价的受访者不足一成，53.0%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差”，15.3%的受访者直言“很差”。

　　“大城市房价高，租赁市场也存在着供应结构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问题，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比较突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要重视解决好这部分群体的住房问题。

　　此外，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也均对“租房市场”着墨颇多。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分析认为：“未来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最重要的是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和供应主体。比如有保障性的公租房、有政府补贴的租房、有市场化的长租房等，它们都有各自的目标客户。租赁市场土地供应也更为丰富，包括传统土地供应、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土地等，这些都有利于增加租赁房供应，稳定租金水平，更好地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

　　加大供应是一方面，规范发展是另一方面。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王蒙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补齐住房租赁“短腿”的几项政策举措，“2021中国现代居住发展指数”调查显示，最让受访者期待的便是“整顿规范租赁市场秩序，加大对‘高进低出’‘长收短付’以及违规建立资金池等的整治力度，防止‘爆雷’风险”，53.3%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5月上旬刊

中国国民正走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焦虑、抑郁却像“旅途伙伴”一样伴随左右，几乎弥漫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抑郁症现在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疾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5%，大约1亿国人有过抑郁的经历。另有研究者发现，焦虑是年轻人最高频的心理问题，约20%的受访者报告有严重焦虑情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抑郁和焦虑是这个时代的病。

1

什么是焦虑和抑郁？

焦虑是一种主观上不愉快、不安和担忧的感觉，害怕预期的未来事件，可能表现出心慌、心悸、胸闷、乏力、出冷汗等一系列生理紊乱症状，以及易怒、紧张等心理症状。抑郁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闷闷不乐，无愉快感，兴趣减退，伴有自我评价低，无价值感，自责等。

日常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都可能产生焦虑和抑郁等症状，很多人将抑郁比作“心灵的感冒”，但焦虑和抑郁情绪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或者持续较长时间，那就可能是得了焦虑症或抑郁症。

抑郁症和焦虑症病因未明，可能的致病因素包括遗传、神经内分泌、营养、性格和心理社会因素等等，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抑郁焦虑问题似乎尤为严重，以大学生为例，每年因抑郁或焦虑而自杀的事件屡见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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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焦虑、抑郁问题呢？

首先，心理压力是引发焦虑、恐慌、抑郁等负面情绪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急剧加快，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紧张度高，这类人群因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又得不到应有的调适，会使其身心过度疲劳，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焦虑不安、抑郁症、精神障碍等心理问题和疾病。

另外，社会流动性增强，很多人离开原生群体、家庭，进入新的城市，社会联系减少，也会促进抑郁焦虑问题的出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流动人群的焦虑和抑郁大多是由潜在威胁引发的。

当今的中国还处于转型期，各项制度不健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担忧就业、住房、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等多方面问题。个体离开家人，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意味着缺少了有力的支持，就会出现焦虑、情绪低落等状况，这时如果突然发生一个诱发事件，就很可能引发抑郁症或焦虑症。

其次，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了多元的价值观念，使原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遭到极大的冲击，一时间人们纷纷陷入了价值混乱中。当代“成功学”“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即以财富和地位衡量人生价值，好像只有“成功”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在这种认知下，民众普遍加快生活的节奏，延长工作时间，人人都能感觉到身边的空气充满浮躁，而这种浮躁裹挟着无数人的心灵，让人们食不安，寝难眠。

但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平凡地度过一生，别人可能永远都比我们更“成功”。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得不到满足，很容易诱发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因不断追赶别人而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在大城市地铁站来去匆匆，朝九晚五，打卡上下班，为了生存而“生活”，而已经忘记放慢脚步真正去享受生活了。

在成功至上的价值观主导下，人们的幸福感被扭曲了。有时，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真有这么不堪，而是在错误价值观和成功观的绑架下，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在钝化，精神生活领域处于虚空状态，出现普遍的迷失自我，焦虑抑郁。

最后，焦虑，心情低落本是人类生来就具备的情绪，若人们有亲密的人际交往圈，与他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有了负面情绪后，与周围家人朋友交流谈心，也可以适度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而现如今，个人与家人及朋友的联系和沟通大量倚重各种通讯工具、信息载体和大众传播媒介，人际直接交往减少，情感联系淡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又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相互竞争和攀比，人际关系的淡漠，也是促成焦虑抑郁现象严重的原因。

此外，当今时代，焦虑抑郁迅速传播，成为一个群体乃至社会的心态，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对普遍依赖网络的青年人来说，焦虑抑郁的传播相当简单而且迅速，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为其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有关“焦虑抑郁”的热搜，公众文总在一夜间刷屏，让负面情绪集体式蔓延，似乎“不焦虑抑郁不足以谈人生”。而有些媒体营销号则是借助夸大当代人的抑郁焦虑情绪获取流量，实质是在贩卖焦虑抑郁，甚至制造恐慌。

虽然目前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我国日益突出的社会性问题，但国人却没有正确有效的渠道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社会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大部分行业尚未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工作专业人员严重不足，供需比失衡。

另外，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足，公众缺乏心理健康知识，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有效性、专业性认识不够，在患了心理疾病后，不愿意去医院就诊。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我国目前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抑郁症患者门诊量每年增加20%，但是目前就诊人数不足1成。

总体来看，我国心理健康服务起步较晚，适合我国国情和国民心理状态的服务模式、服务技术等仍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实践不充分。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令当代国人焦虑抑郁问题得不到解决，变得更加严重。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焦虑和抑郁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范畴，成为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标签。中国国民诸多的负面情绪源于社会快速现代化带来的的压力，伴随着价值感缺失、自我迷失，人际关系又受到来自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

更关键的是，我国社会心理建设严重滞后，真正通过心理咨询或其他方式寻求帮助的人很少。

因此创造一个心理健康的社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应加强社会支持力度，普及心理咨询与治疗，有效缓解心理压力，媒介传播也应正确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民众加大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共同维护国民心理健康。

本文首发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本文作者丨卢静芳 苑成梅

作者简介

（余华在湖北）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现就职于杭州文联。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余华签售会）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余华参与作家会议）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余华在浙江余姚）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知名作家余华在武汉）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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