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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炒股票之缠论新解(教你炒股票69课)

2023-10-16 10:02分类:K线图 阅读: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教你炒股票之缠论新解,以及教你炒股票69课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资本论》对我国构建金融体系的启示

 

文 | 陈浩,人民银行党校34期学员、调查统计司。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西方金融危机1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借鉴金融危机的教训,对当下的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意义重大[①]。

◆ ◆

一、《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根本矛盾

马克思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是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资本主义供给的产品价值包含三个部分: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c)、付给工人的工资(v)、剩余价值(m),但需求只有前两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的供给总是大于需求,两者之差就是剩余价值。

资本的贪婪使其不断追求利润、扩大剩余价值,这导致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供给过剩。当这种供给过剩维持不下去时,危机不可避免。

资本的贪婪也使其鼓吹自由、剪除规则,这往往导致自由泛滥、资本集中、生产过剩,支出过度[②]、债务膨胀、资产泡沫。

资本的贪婪,还使其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当贫富悬殊使得工人的工资低到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时,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危机爆发,工人揭竿而起。

与马克思一样,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思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和哈耶克1944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他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对待危机的态度截然不同。

与马克思相反,哈耶克认为危机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干预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的繁荣不可持续,埋下了衰退和危机的种子。为应对危机,哈耶克认为市场机制能够保证出清,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使得经济重新走向正轨,只要时间足够长,经济迟早会好起来。政府的财政等刺激政策,妨碍了市场原本具有的自愈能力,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拖累了经济增长。

与马克思、哈耶克相比,凯恩斯更为中庸。他认为危机的原因是人们对未来收益失去信心,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有效需求急剧下降。而危机和衰退中的悲观情绪阻碍了复苏,市场缺乏主动修复机制,不能保证出清,经济很难自我走出恶性循环。为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进行干预,尤其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增加有效需求。

相比于凯恩斯和哈耶克,马克思不只是个裱糊匠,他的抱负更为宏大,也走得最远。而这种不同,又与其个性和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 ◆

二、《资本论》对金融危机等现实问题依然有着惊人的解释力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有着惊人的魅力和解释力,他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他预言的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泛滥、贫富悬殊和经济危机,像魔咒一样时时刻刻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前世今生。

尽管心中有着无比的忌惮和恐惧,但西方国家在实际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得不向马克思靠拢。这一轮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发生在2008年,但本质依然逃不脱马克思远见卓识的论断。今天,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遭受危机的时刻。

1、从大萧条来看

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发生于《资本论》发表六十年后的1929年。大萧条以前,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使得自由过度发展,资本过于集中,贫富差距悬殊,同时政府的纵容导致货币泛滥、泡沫加剧,最终危机爆发。

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抑制自由化倾向,加强政府干预,工会发展迅速,高收入者薪水受到限制,贫富差距逐步得到控制,工人和资本的矛盾有所缓和。

2、从这一轮金融危机来看

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四十年中,政府干预和凯恩斯主义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流行,经济重新回到自由化的轨道:国有企业再次被大量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被提出,经济中投入了过多的信贷,人们支出扩大并过度,债务攀升杠杆增加,资产泡沫积累并膨胀。

同时,贫富差距再一次悬殊:限制高收入的条款被取消,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③],资本占有更多的利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曼昆被罢课、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事件再一次表明,矛盾在逐步积累并最终爆发。

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和金融监管,私营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受到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遏制。

表面上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产生于金融体系,但这只不过换了一个表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资本的贪婪及其导致的自由泛滥、资产泡沫和贫富悬殊。一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更有利于资本追逐并占有剩余价值,加大了贫富差距。比如新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工作,导致资本雇佣更少的工人;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生产和雇佣劳动,从而在劳资谈判中取得更大优势。

二是资本追逐利润从实业转向了金融领域。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开办更多的工厂、雇佣更多的工人来获取利润。但现在其已不满足于通过这种传统的、实业的、辛苦的方式占有剩余价值,而把目光转向了金融领域:热钱追逐新的投资标的,房地产泡沫成为新的投机方向;资本对利润的渴求,使其开发出各种复杂得连专家都看不懂的衍生产品;西方政治家们也不满足于已有的增长,而纵容向经济中投入过多的信贷。这些都导致债务堆积、杠杆过高、危机爆发。

3、从中等收入陷阱来看

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与其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以由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有关。但根本上看,还是源于无法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贪婪导致的自由泛滥和贫富差距过大。

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凡事标价和过度自由,削弱了人们之间的共性,磨灭了同舟共济的感觉,腐蚀了民主[④],结果让彼此越走越远(就像巴西等地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贫民窟,人们生活、工作分割,无法互动和协作,何谈包容与共进)。

贫富差距过大,阻断了彼此的交流和知识的传播,限制了创新[⑤],打击了人们从事生产和发展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不稳定,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不具备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发达国家最终是空中楼阁。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是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也在早于《国富论》近20年前,就写出了充满同情心的《道德情操论》。北欧和日本人均收入没有美国高,但更为平均,其居民的幸福感和人类发展指数也更高(比如健康、辍学率、犯罪率等状况均明显更好)。

4、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来看

我们把视线拉长,也可以发现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一是长期看投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在可以观察到的300多年的数据中,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4-5%,而经济增长率为1-2%,这表明虽然有资本的人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贫富差距在拉大。

二是收入差距与自由化的程度正相关。比如美国比欧洲更不平等,其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更高。三是财富的不平等要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即财富的集中度要高于收入的集中度,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 ◆

三、对未来的启示

我国未来一段时期仍处于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学习马克思《资本论》,感悟经济学巨匠们对自由与规则、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深刻洞见,总结借鉴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西方金融危机的教训,更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认清资本主义以负债为导向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危害

多年来,资本主义以中央银行为首的货币金融体系,维护了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但这套体系的本质,是通过信用和信用货币的创造,以负债为导向来扩张经济,中央银行甚至可以花不属于自己的钱。这极易导致过度开支和经济超越自身能力的不实增长,最终债务积累、泡沫膨胀、经济崩溃。

以美国为例,在1960-1980年,其国内部门金融资产与GDP的比例在500%左右,但2007年末,这一比例达到989%,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匹配,最终危机不可避免。而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程度较轻的德国,2007末这一比例为741%,远低于美国。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以负债为导向的货币金融体系下,存在信用和债务主导的持续70-8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从1930年的大萧条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间间隔近80年):在上升期,人们预期乐观,债务趋升,经济扩张;在下降期,人们预期悲观,债务削减,经济收缩。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以负债为导向的本质和危害,始终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始终坚持债务增长不超过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不超过生产率增长、努力提高生产率的长期战略。

2、充分认识自由和市场的弊端

自由有利于创新,市场有利于效率。但自由放纵了贪婪,容易导致不负责任和支出过度,催生债务、杠杆和泡沫。

市场常常失灵: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其结果往往不利于公平;市场擅长衡量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却不擅长衡量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市场难以解决外部性、公共品、垄断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市场机制在单向预期的情况下(极度悲观或乐观)也难以达到均衡[⑥]。

而且相比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金融市场更容易失灵[⑦]。这是因为:

一是金融市场更具投机性。过度投机容易导致泡沫和价格信号失真,价格偏离基本价值,激励体系和结构混乱。

二是金融市场更具外部性。货币挤兑造成的恐慌往往危害更大,非法金融活动的涉众性往往更强,金融风险往往范围更广、系统性更强。

三是金融市场更容易出现羊群行为、动物精神等所谓合理的非理性行为[⑧],金融风险传播更快、共振更强。

四是相对于实体企业,金融机构更容易大而不能倒,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五是金融市场中的不少产品缺乏基于公开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比如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的许多衍生产品由于非标准化、透明度低,多是在两个机构之间私下交易,而不像股票、债券那样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这样形成的往往并非均衡价格。

因此,我们在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牢记市场远非万能,要给予金融体系比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更多的监管。

3、更好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

与市场相比,政府可以有效监管、抑制过度投机、改善市场失灵。政府也更擅长调节分配、促进公平、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还有着独特的优势:社会凝聚力更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更快,时滞更短;眼光更为长远,短期行为更少等[⑨]。

但我们要看到,政府不利于效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失败。即便是2600年前的老子,也提出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因为:经济难于预测,引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无法预期[⑩];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依然非常年轻,有人说宏观调控是门艺术,我理解这个话的另一面就是其科学性不够,并且与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等不同,经济学奖常常同时颁给两个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学者[11];政府的政策存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影响时滞;战胜市场被实践证明是困难的[12]。

因此,政府在制定规则、干预市场时,要始终牢记自身所长,心存敬畏,保持谦逊。政府缩小贫富差距,要注重二次分配,大力发展直接税,而非杀富济贫[13];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要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要建立规则、稳定预期,鼓励义利兼顾。

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会失灵。当企业由于没有利润而不愿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时,非营利组织便应运而生。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来看,由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公共事业部门,其产出占各国GDP的4%左右,其就业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左右,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左右,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左右,发达国家占比则更高。因此,我国有巨大的空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4、牢记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需求管理适应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举政治,是短期政策,难于把握,易于误判,长期看无助于提升一国国力,不宜频繁使用。以美国为例,在大萧条和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都较长时期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扩张支出、应对下滑。但事后看,这样做不但未能避免经济衰退,相反导致资金泛滥、投机盛行、杠杆攀升、债务膨胀,最终催生了更大的泡沫和危机。

日本为应对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压力,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图对冲,结果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

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的,是人口增长、教育、研发、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是自然资源、外国投资、物质资本、储蓄和投资,是自由贸易、控制贫富差距、产权和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这些,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

记得格林斯潘在反思这一轮金融危机时讲到:我们都没有预测到危机,这表明现有的经济分析框架存在重大的缺陷。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弥补这一缺陷的良方。


[①]今年上半年,我有幸参加了人民银行党校2018年春季干部进修班。在这里,我聆听了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分享了同学们的涓涓感悟,度过了注定难忘的三个月。根据党校安排,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必修课,兴趣之余,又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几个月来,所思所感,整理如下。

[②]如果过度的支出用于生产性投资,会造成僵尸企业、供给过剩;如果用于消费,则会像欧债危机中的希腊等国一样。

[③]1978-2015年,占美国人口一半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下降了1%,而同期中国上升了5倍。

[④]虽然民主没有必要完全平等,但人们需要分享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也需要不同地位、背景的人能相互交流,这样才可能协商、包容和关心彼此的共同利益,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⑤]不同文化的交流能产生很多火花,而这往往是创新的源泉。

[⑥]比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各种停不下来的资产价格膨胀或跌跌不休。

[⑦]通常来讲商品和服务市场比金融市场更适用于有效市场假设和理性预期。

[⑧]比如大家都在买卖次贷衍生产品,而有一家公司CEO觉得风险高决定不参与,那结果多半是基于短期业绩考核(年度甚至是季度的财报)的董事会将提出解雇这个CEO,因为其他公司都在买卖这个,而且眼前看都在挣钱。

[⑨]相反,资本主义国家4-5年一届的选举制,使其领导人在决策时,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多,眼光更短。因此,很多西方国家合理的政策,在我国不一定合适。

[⑩]凯恩斯在年轻时也认为经济可以预测,做投资也很成功。但最后他承认经济不确定性很大,难于预测。

[11]比如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同时授予了法玛和希勒,前者主张市场有效假定,后者认为市场非理性繁荣。这表明我们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也难以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言称科学。

[12]1992年以来,美国约82%的股票共同基金没有战胜指数基金(因为频繁的交易和过高的管理费),约18%的战胜者在其后的时期也未能延续其胜绩(表明其胜绩更多的是靠运气)。

[13]初次分配应以效率为本,二次分配应以公平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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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由曦

畅销书作家,著作《蚂蚁金服:科技金融独角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金融互联网分会暨中国网络金融联盟专家

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付学军

畅销书作家,著作《教你炒股票之缠论新解》(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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