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这五百两银子是小的孝敬您的，xx的事就全仰仗您操劳了。”

这是古装剧中常常出现的送礼场面，往往一边说一边命人抬进来大箱子，揭开里面是白得晃眼的银子。

影视剧里的白银闪闪发光。来源/电视剧《九品芝麻官》截图

除了送礼，我们还经常在古装剧中看到这样的场景：主人公吃完饭后，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再潇洒地说一句“不用找了”，留下店小二捧着银子两眼放光高喊一句“谢谢客官”。

这样看下来，仿佛古代人天天都在使用银子。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年累积下来，古代银子得是多么庞大的数量了，可为何今天的我们很少见到银子，古时候流通的那么多银子都去哪儿了？

白银并不是所有朝代都广泛使用的

首先，古装剧中使用白银的情节并不准确。在明朝之前，白银并不是官方货币，在民间也没有被大量使用。

白银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货币的，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白银在法律和事实上成为首要货币的时间，无疑是在明朝中后期。在这之前，中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宋朝出现了纸币。

明朝前期甚至禁用金银作为货币，朱元璋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违者罪之。永乐年间，白银的禁令愈加严厉，民间敢有以白银交易者，以好恶论处。

但是，民间使用白银的人越来越多，白银的竞争对手纸币和铜钱逐渐被淘汰。

洪武八年（1375），明廷发行纸币“大明宝钞”。钞票表面有“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字样。然而，短短十余年后，大明宝钞便陷入了无休止的贬值之中，因而在民间不受欢迎，民众拒绝使用。有大臣言“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大明通行宝钞（壹贯），“户部”。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宝钞的贬值是钞票滥发造成的。洪武朝的统一战争和永乐朝的下西洋使得开支骤增，更加大量印发钞票。宝钞的滥发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钞票大幅贬值。当时御史陈瑛表示“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最开始的规定钞1贯折合钱1000文，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宝钞已贬值到原先的四分之一。洪武二十七年（1394），两浙钞一贯折钱百六文，宝钞已贬值到原先的六分之一。朝廷无计可施，索性禁止使用铜钱，倒逼人们使用宝钞。然而到了明宪宗成化初年，“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成化七年（1471）更是“钞贯值二三钱”，宝钞几乎贬至面值的千分之一，终于是废纸一张。

除了纸币，白银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是铜钱。从秦朝统一货币铸圆形方孔钱开始，铜钱是普遍使用的官方货币。当刘邦还是泗水亭长时，想到上司家里去，撒谎说以万钱为见面礼，吓得他的上司迎到门口来。隋朝有隋五铢，唐初发行开元通宝。在民间以“腰缠万贯”来指代富豪。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货物贸易和商品买卖，使得货币的交易量增长，而铜钱体积沉重，不方便大量使用搬运，且由于仿造容易，民间出现了大量私铸铜钱。由于铜钱价贱体重，且易于盗铸，明朝又没有能力供给完好充足的铜钱，导致私铸盛行，质量恶化。明清时期，铜钱先是宝钞的辅币，后又成为白银的辅币。

明正统初年（1436）开始松弛用银的禁令，“朝野率皆用银”。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令民间货薪值银一钱以上，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成化、弘治以降，实行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复本位体制，宝钞废弛。再后来，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干脆连铜钱都舍弃了，只征收白银。至此，无论是日常买卖，还是缴税都使用白银。

影视剧中饱满的白银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来源/电视剧《走向共和》截图

白银体积小、价值大，容易分割、久藏不坏，从而被人们欢迎。但是古代中国从来都不是产银大国，这些白银都来自哪呢？在明代的货币选择面临挑战时，世界上的白银浩浩荡荡流入中国。当时西方发现新大陆，获取了殖民地大量廉价的银矿。这些白银随着贸易流入中国。明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然使得进口需求远不如出口强烈。中国民众很少购买西方的工业品，但是西方却需要大量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下，大量的白银从日本、美洲和欧洲涌入中国。

买鸦片、战争赔款导致晚清白银流失

明清时期，中国成为美洲白银主要的流入地之一。清朝的对外通商口岸，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集中在广州一处。按照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说法：“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

中英贸易中，英国常处于贸易逆差地位，每年要运来大量白银来抵付货款。对此，英国开始向中国出口鸦片，以改变状况。嘉庆、道光年间，英国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不断增加。道光初年，每年输入7000余箱。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输入平均达35000箱。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的对英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逆差部分用白银抵付，导致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前几年，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达1000万两以上。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和列强签订的一系列赔款条约又损失了数以亿两的白银。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需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日本在其他殖民势力干涉下放弃辽东半岛后，又勒索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又要求清政府向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000万两。巨额的赔款早已掏空了国库，清政府于是摊派税款，向民间征收白银。

影视剧中计算《辛丑条约》赔款的情景。来源/电视剧《走向共和》截图

民国金融危机下的白银外流

民国建立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初，银元和银两是中国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辅之以铜元和银角，此外还有由各地林立的银行发行的流通价值极低且贬值严重的纸币。仅作为主要货币的银两的制式就有超过100种，如碎银、银锭、银元宝等等。银元的制式也有将近20种，如俗称袁大头的袁洋银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标志的孙洋银元，还有从日本、西班牙等国流入的银元。复杂散乱的货币制式，给民国时期的经济、商业等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银本位的货币政策又将中国卷入一场“白银风潮”之中。

1934年下半年，还沉浸在经济快速发展美梦中的国民政府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生死攸关的金融危机：白银大量流出，先是银行、钱庄及工商企业大规模倒闭，各行业迅速走入萧条，最糟糕的是农村经济，可谓全面破败：“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

导致这场危机的最直接因素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将中国推入严重金融危机中的正是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

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为了遏制提现风潮，缓和金融危机，开始对银行制度进行改革，继而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政策。1933年6月19日，罗斯福签署《购银法案》，同年8月9日宣布白银国有，造成世界银价的剧烈上涨。美国在全球高价收购白银，同时禁止本国白银出口。通过《银购入法》《购银法案》《白银国有令》等一系列法令，纽约银价由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时的每盎司49.31美分涨至1935年5月的每盎司74.42美分，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65美分以上。伦敦银价也跟随纽约银价的上涨而不断攀升，到1935年4月，几乎是1931年银价的两倍多。

因为中国每年的银产量并不高，一旦国际银价浮动过于剧烈，使用银元作为主币的中国货币体系必然会受到世界银价涨跌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运行。

国际银价的异常上涨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冲击，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几乎可以换回3倍的美元购买力。中国民众的直观感受是，外国进口的商品一下子便宜了很多，而中国出口的各类商品竞争力却大大降低，白银成了唯一可出口的高利润商品。暴涨的银价让国内外的投机商、冒险家迅速行动起来，外商银行趁机将白银大量运出，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从中赚取高额利润。1934年1月，上海的外商银行存银约27500万元，占上海中外银库存银的49%，年底仅仅剩下5400万元，为1月的五分之一。这一年，中国白银的外流量达到民国以来最高，也是历史上白银外流最高年份1907年的5倍。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年白银出超总额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50%。其中仅8月21日这一天，汇丰银行用英国轮船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

为阻止白银外流的凶猛势头，1934年底，国民党政府加收白银出口税十个百分点。但被美国推高的国际银价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事白银走私业务。根据民国财政部估算，1935年，白银走私规模超过两亿元。从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中国的白银储备（银元）一下子从6.02亿万元降到了2.88亿万元。

美国《购银法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米诺效应。首先是各大城市人心不稳，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银行银根收紧，不再放贷，一些银行甚至不得不宣布停业；其次，美国商品借机在中国大量倾销，造成中国贸易严重逆差；最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物价不断下跌，很多工商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因而迅速倒闭，工人失业，商业萧条，国民经济完全脱轨。恐慌情绪不断蔓延，一时间，工商凋敝、物价下跌、人心惶惶，公众急于将钞票兑换成现银，引发银钱业挤兑风潮。1935年，中国陷入了金融恐慌和全面经济衰退。

这种局面逼迫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

国民政府强行搜刮白银

国民政府为了阻止白银外流，不断推出新政策，但始终不能解决白银问题。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直接向罗斯福喊话，希望美国在购入大数额的白银时提前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做出反应。但是，罗斯福拒绝了中国的这些合理请求。

万般无奈之下，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法币改革，以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而白银作为中国通货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法币钞票取代白银成为货币，并且通知民众要将持有的白银按比例到银行兑换成法币。

大额法币。来源/纪录片《金融风波1948》截图

货币改革令规定，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只能使用法币，不能使用银币；收拢货币发行权，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限期兑换中央银行钞票；强制将全国白银收归国有，规定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个人，均不得保留银币、金银。南京国民政府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钞票作为一切市场流通之货币形态，原来公私持有的银本位币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兑换成法币。1法币与23.49 公分纯银等值，也就是说，银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兑换法币。

国民政府禁止白银在国内流通，用纸币强行将白银收归国有，变相搜刮了民众财富。到1936年年中，国民政府大约从个人和银行集得了价值3亿美元的白银，仅民营银行就贡献了2.25亿元。改革令的发布，使得白银在法律上已经不再作为我国的流通货币，银币、生银、银锭及其他银类开始退出中国货币的流通领域。

法币发行总额变化表。来源/纪录片《金融风波1948》截图

解放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见大势已去，开始携带大量白银逃往中国台湾。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发行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自此之后，白银只作为饰品出现，货币意义上的白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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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没收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没收官僚资本是建立国营经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1949年《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

（1）金融业方面，接受国民党四行两局一库及省市地方系统银行

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汇业储金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

（2）交通运输业方面，接收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下属交通运输企业

（3）商业方面，没收大量垄断性贸易公司

（4）工矿业方面，接收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和兵工军事后勤系统

1951年《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成为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任务胜利完成，基本没有发生生产停顿和设备破坏现象

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和外汇管理

没收德意日三国在华财产，对其他国家在华财产不予没收，仅废除不平等特权

1950年《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

1951年4月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财产及上海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制造厂

通过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及官僚私人资本，收购、征用及没收外资企业

结合原解放区公营经济，组成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基本确立国民经济领导地位

（1）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为人民政权巩固奠定物质基础

（2）促进社会经济稳步前进，稳定社会物价、打击投机资本、发展工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重经济困难，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

肃清国民党溃散武装使得军费开支激增，救济经费相应增加，财政困难加重

对国民党遗留行政人员采取包下来政策，致使行政经费骤增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铁路交通和治理水患，花费巨大财力、物力

国家经济财政赤字严重，增加人民币发行量以解决急需

加上投机资本家、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进一步加重经济困难

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成为重要任务

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生产，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物价、打击投机，缓解通货膨胀

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49年8月陈云上海召开五大区领导干部财经工作会议

确定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解放区人民稳定生活的方针、方案和步骤

调动全国财力、物力，稳定城乡市场、控制物价；掌握粮食稳住城市

掌握纱布稳住农村；制止投机资本家哄抬物价

（1）取缔倒买倒卖银元等非法活动，加强金融管理

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价风，带动物价疯涨

公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严禁计价流通和私下交易，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

举行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

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胜利，人民币顺利进入市场流通

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管理，坚决取缔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机构

（2）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平抑市场物价

投机分子控制两白一黑（米棉煤），试图控制市场主动权

囤积大量商品和收紧银根，打赢了粮棉之战胜利，国营经济取得市场主动权

（3）加强市场监管，保护正当工商业活动

公布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严格管理市场交易，建立交易所

实行市场价格管理，监督大宗物资采购工作

1950年2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总方针：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做目前必须做的事

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三方面）：

（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部分集中中央，用于国家主要开支

（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有计划的调节国内供求，控制市场和组织对外贸易

（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总机构

（4）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

金融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1950年10月，已有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外交原则：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就中苏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展开全面合作，确立中苏同盟关系，30年有效期

（2）《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

1952年底前，苏联将中长路权利及全部财产无偿移交中国

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设备移交中国，中国偿付全部费用

后因朝鲜战争，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延长至1955年

（3）《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

贷款用于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设备器材

1963年底之前，中国分别以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还清贷款及利息

（4）苏联与国民政府缔结条约及协定失去效力，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中苏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和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作者｜张伟「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委员、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13期

高通胀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经济呈现出大落大起态势。首先是因疫情冲击而遭受重创，陡然衰退。2020年3月，当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攀升，衰退程度超过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此后是受政策刺激而V型反转，迅速恢复。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3月，美联储“当机立断”，两次降息至几乎零利率，并宣布实施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其资产负债规模快速膨胀。在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期间，仅仅2个月，美联储总资产从4.2万亿美元快速膨胀至7万亿美元，增长了66.7%。后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张，最高曾接近9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财政部还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高达15%。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从2020年第三季度就开始迅速企稳、复苏，经济增速逐步回升，失业率持续下降。美国经济此轮衰退仅仅持续2个月，成为史上最短的一次经济衰退。

极度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犹如一剂“强心针”，使美国经济“三低”（低增长、低就业、低通胀）逐渐转向“三高”（高增长、高就业和高通胀）。从表面上看，美联储的政策效果极佳，经济增长抢眼，就业市场强劲，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了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

在疫情冲击的早期阶段，尽管美联储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大封锁使经济供需两端同时大幅萎缩，较大一部分流动性进入美国资产市场或外溢至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商品市场并没有出现价格暴涨。

无论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还是以个人消费支出（PCE）来衡量，在2021年3月之前，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一直保持稳定，通胀水平都始终处于2%以内的低位水平，直到2021年3月之后通胀才开始显现，然后是快速攀升，并持续发酵。

即便是以反映原材料等上游商品的价格指数，如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衡量，在2021年2月之前其同比涨幅并没有超过2%，直到2021年2月之后才突破3%，后来同样也是持续攀升，并居高不下。2022年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达8.6%，超出市场预期，再创40年来的最高水平，刷新了3月8.5%的高点，打破了市场对美国通胀见顶回落的幻想；核心CPI上涨为6.0%，低于3月创下的近40年最高水平6.5%。

在衡量通胀趋势方面，PCE与CPI基本类似，2022年4月，美国PCE同比上涨达6.3%，核心PCE上涨为4.9%，略低于3月创造的高点。以年度数据而言，美国CPI和核心CPI在2021年分别上涨4.7%和3.6%，分别创30年和29年来新高。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预判，美国2022年的通胀水平将会更高。尽管美联储从2021年12月起就开始收紧银根，特别是2022年3月以来连续加息，但是仍然没有拖住高通胀狂飙的步伐。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通胀水平都大大高于美联储确定的政策目标值——长期通胀率2%，且居高不下，并已持续超过一年之久，因此，在下半年的4次议息会议上，预期美联储还将加息3～4次，累计加息至少200BP，使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限达到3.5%以上，以接近或达到中性利率水平。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通胀问题已变得根深蒂固，即已经由一个暂时性问题变成一个持久性问题。根据Almuzara和Sbordone（2022）的研究，在2020年，美国通胀的大幅起伏主要是暂时性冲击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通胀的动态变化则由趋势性成分主导，这种趋势性成分普遍而持久。无独有偶，目前高通胀已不单单是美国经济的顽疾，而且也是全球经济的病魔，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和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全球高通胀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美国和全球高通胀的成因，除经济因素之外，政策因素也“功不可没”，尤其是美联储难辞其咎。一方面，其政策效果极佳，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另一方面，对于通胀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美联储存在误判，在通胀持续攀升时，美联储行动迟缓，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通胀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总体而言，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如此之高的通胀将影响到每个人、每个家庭，但是对于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居住、杂货、汽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尤其痛苦，即通胀的财富分配效应对中低收入者造成的伤害更大。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还将威胁经济增长和(港股00001)就业市场。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

美国高通胀形势严峻，并不单单在于通胀率较高，更关键在于其成因错综复杂。

第一，需求拉动。在强有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都逐步企稳、恢复并变得强劲。前者通过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推动通胀高企，而后者通过拉动生产品价格上涨，再从成本角度推高消费品价格，进而间接推动通胀高企。就居民消费需求而言，诸如能源、食品、房租和汽车等消费份额较大的商品，其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成为美国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

第二，成本推进。从生产角度而言，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原材料成本、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家利润等生产要素成本构成。因此，一旦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房屋及土地租金、资金成本上涨，即使需求保持不变，商品的价格也将因为成本上升而上涨，从而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胀。就成本视角而言，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上涨是美国当前高通胀问题的主要推手。值得警惕的是，当通胀持续存在时，如果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得不到缓解，那么，通胀预期将成为推动工人工资上涨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工资—通胀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此外，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表，资金成本将出现上涨，这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美国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另一个重要推手。

第三，供给约束。受疫情、战争、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压力陡升。全球供应链压力增加，突出表现在运输成本上升、交货时间延长、商品积压、采购库存增加以及贸易风险上升等，进而推高美国进口价格指数。2022年5月，美国从拉美、工业化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欧盟和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4.6%、13.2%、11.6%、5.5%和4.6%。

当前，前述三个方面的多重因素同生并存、相互叠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并变得根深蒂固。然而，追根溯源，无论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还是成本推进型通胀，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高通胀的根本原因都最终会归咎于货币供给过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应量都大幅扩张，以美国、英国和欧元区最为突出，特别是它们的中央银行资产规模飙升。以美国为例，在短短26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大幅飙升，增长了约112%，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更大的美联储，其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长，增长了逾42%。实际上，无论是商品（包括诸如消费品、原材料和投资品等），还是资产（如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一旦货币投放过多，迟早会推高商品或资产的价格，只不过在一个阶段表现为资产泡沫，而在另一个阶段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因此，归根结底，高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投放过多。

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效果

造成当前美国高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投放过多尽管是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因此，单纯依靠美联储加息、缩表，无法达到对高通胀完全降温的效果。即便是只针对货币投放过多引起的通胀问题，笔者认为，美联储通过加息和缩表，除非紧缩力度非常大，否则，降通胀的效果将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在前一轮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在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美国资产市场和全球市场形成了三大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此轮紧缩政策降通胀的效果。

第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开货币投放的“源头”闸门，但是，作为信用派生机构，美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将货币创造功能完全释放出来，而是保留了一部分流动性，即在信用扩张“流域”形成了“蓄水池”。这是因为，疫情暴发后，尽管美联储投放了很多基础货币，但是由于初期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商业银行存在惜贷行为，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大打折扣，结果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保留过多的准备金，货币乘数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低于基础货币。疫情暴发后，无论是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还是基础货币投放，增长幅度都显著高于M2；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却明显上升，最高曾涨到4.19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前增长了142.2%，货币乘数相应地显著下降，由疫情前的4.45最低降至3.28。

随着经济前景回暖，美国的商业银行惜贷行为减弱，风险承担增强，从而使原先保留的部分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功能得以释放。2022年年初以来，即使美联储逐步收紧银根，基础货币见顶回落，但是，M2却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商业银行流动性“蓄水池”开始开闸放水，冲销了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效果，结果是准备金下降，货币乘数回升。由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不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从理论上而言，美国的商业银行当前保留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均是超额准备金，都可以用于发放贷款，因此，美联储未来要真正达到收紧银根的效果，除从收紧“源头”——加息或缩表着手之外，还必须就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采取相应的举措，如重新设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否则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来收紧银根。

第二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资产市场，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在2020年3月疫情暴发时，美国的名义GDP明显下滑，M2快速攀升，相应地，基于费雪交易方程式计算所得到的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货币流通速度显然是变快了，而不是变慢了。

通常，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而在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就短期而言，当货币供给大幅增加时，如果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那么货币首先会更多地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资产市场将吸收大量的流动性，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从而继续维持低通胀态势。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为什么并没有立即产生通胀问题，而在较长时间维持了低通胀态势。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在美国经济尚未企稳、复苏的情况下，美国股票市场却出现极强劲的牛市行情或严重的股市泡沫，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00%。

一旦资产市场预期回落，特别是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使资产价格下跌，甚至是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资产市场“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外流，进入商品市场，就会推高商品价格，从而形成或加剧通胀。因此，美联储紧缩银根，将可能使股票市场或其他资产市场此前吸纳的流动性释放出来，若流入商品市场，将推高通胀。这一方面会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截至2022年6月17日，受美联储连续三次加息和缩表的影响，该指数由历史最高点36950点下挫至29890点，下跌了19.1%，而2022年以来就下跌了约17.8%。

第三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全球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黄金本位制演变为美元—国债本位制。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元的信用靠美国政府来支撑，美国政府尽管作出了到期兑付国债的承诺，但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的承诺相比，该承诺不是一个硬约束。这是因为，黄金储备有上限，会被耗竭。而对于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一方面，尽管美国国会设定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但是，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上限，而且在实际中，国会也会根据情况调整上限；另一方面，当国债到期后，美国政府也能保证兑付，要么以美元，要么以新发行的国债，只是金额不断增大而已。

因此，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特里芬难题不再是一个难题，美国双赤字问题也不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为了向全世界提供清偿力，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保持逆差或赤字，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获得的美元将在美国市场上进行配置。结果体现为美国金融项目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配置于美国国债，相应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仅没有终结美元扮演世界中心货币的角色，反而使美元横行世界更加肆无忌惮。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国长期存在双赤字问题，但是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增无减。

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联储投放过多美元，不仅在美国国内会引起流动性泛滥，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胀等问题，而且过剩的流动性还会通过资本或贸易渠道外溢至全球，引起全球资产泡沫或通货再膨胀问题，相应地，在全球资产或商品市场会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美元往往会贬值。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个“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逐步回流至美国，从而减弱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政策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美元升值。

综上所述，美国当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而不是仅仅由货币扩张造成的，相应地，美联储加息或缩表，只能对部分由需求拉动产生的通胀问题发挥抑制作用，而对成本推进和供给约束产生的通胀问题难有作为。在上述三个流动性“蓄水池”的作用下，美联储抑制高通胀的政策效果将会进一步减弱。因此，加息或缩表显然既不能抑制美国的高通胀问题，更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很难实现“软着陆”。自1965年以来，在美联储11轮加息中，只有3次实现了“软着陆”。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此轮加息实现“软着陆”的概率极低。美联储持续加息或缩表，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资产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目前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出现泡沫破灭的端倪；另一方面，非但不能抑制高通胀问题，反而会通过推高资金成本而“火上浇油”，并且会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从而使美国经济“硬着陆”，甚至陷入滞胀“泥潭”。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20级博士生任浥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源自中国金融杂志

我们为了抵御通胀风险的发生，提岀通胀预期管理，其管理手 段是缩紧银根。为此连续出台了减少信贷投放政策、清理地方融资 平台政策和汇改政策，这些政策使金融融资平台突然紧身，流动性 递减，经济发展动力肯定受到影响。

——贺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受邀在北大作演讲）

市场上周转流通的货币量就是银根，当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小于流通量 时，中央银行就会紧缩银根来减少货币的流通量。

紧缩银根通过调控货币流通量，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

一般来说，在那些资金需求量大、资产负债率高的行业和企业中，紧缩 银根的影响最突岀。另外，上市公司的业绩会由于某些原材料需求的相对减 少而受到影响，以至于对股市的预期产生一种负面效应。

对股市的资金供应产生影响

受基础货币乘数作用的影响，国家调整存款准备金后将会直接或者间接 地影响金融流动。基础货币所产生的乘数作用会影响信贷结构，并能够将管 理部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反映出来，这些都在无声地传达着央行要紧缩 银根的信息。因此，股市资金面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负面影响。

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

国家调整货币政策的举措会使投资者感到当前货币政策偏紧，这就会极大地影响众多证券机构的操作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如果央行对货币供应 和信贷规模的增速无法控制，那么普调准备金率或通过利率手段进行调节就 提上了日程，这样，一定会减慢未来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但是人们一旦产生 这样的市场预期，投资态度就会更加谨慎，导致投资减少甚至撤回。

对银行等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对于那些资本充足率较低、资产不太好的银行，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信号会迫使其收缩信贷、控制风险。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紧缩银根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因此，需要谨慎考虑紧缩银根的时间问题，一般，央行在实施银根紧缩政策时通常釆用以下4种方式：提高存款准 备金率、提高央行基准利率、调高再贴现率、买卖国债或外汇。

紧缩银根不仅可以减少泡沫经济，还能预防银行产生坏账的影响，为金融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另外，紧缩银根对于抑制投机、减少对证券市 场的资金供给量也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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