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投资领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理论，就是收益性、风险性、安全性三者是可能兼得的。这个理论的发源地是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提出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

互联网推动下信息的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对前三个要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人们对于国际化的理解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进出口，而是伴随着境外直接投资（FDI）和大量跨国公司开展全球化的布局。

据新华社电

国内的很多学者论证了蒙代尔一弗莱明“三元悖论”和我国当前货币政策选择的关系。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确定条件下“三元悖论”的分析。赵蓓文(2004)从“蒙代尔三角”和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理论出发,分析了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情况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并存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在一个类似于钟摆效应的区间内,一国当局可以在一定的幅度内灵活地根据实际经济情况来选择和调整它的汇率政策和对资本流动情况的控制。但是赵蓓文(2004)的论文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理论模型分析,这使得其理论严密性存在某些遗憾。

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全球化究竟有何利弊？

第二个是服务的全球化，例如印度可以向全球提供大量的呼叫中心服务、软件编程外包等等。

第三个是资本的全球化，伴随资金的国际流动，不断寻找更大的获利空间。

首先，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在各国乃至各阶层进行平等的分享。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强了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力量，扩大了一些国际机构的权力，不断扩张的跨国公司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其经营活动不受国家政府的约束，使得一些权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面临挑战。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环境的工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第二个问题，我们再谈谈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一个是麦迪逊提出的计算方式，认为1820年中国在世界 GDP 中的份额为32. 9%，这个数字是中国历史上在世界 GDP 中所占份额的最高水平，这与许多人印象中腐败的清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个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峰值为 1600年的34. 6%（金星晔等，2019）。

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后，中国GDP在世界占比开始呈现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 年分别仅占5.2%和4.9%。所幸，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复，现在接近五分之一的水平，可以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公元 1600 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提出“逆全球化”甚至“去中国化”的政策主张？

第四个问题，面对某些国家的“逆全球化”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1. 继续积极坚定推动市场化进程，尊重市场规律，用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竞争优势留住外资企业，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政策釜底抽薪；

2. 尊重新情境下各国对于安全的担忧，面对全球产业链再布局积极分析应对，鼓励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展现大国担当，敌退我进；

3. 保护私有产权、完善市场化机制、培养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创新，生产替代进口，尤其是美国那些具有技术含量产品部件的替代性开发生产，不被别人扼住发展的瓶颈，自强不息！

最后，疫情终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不可能完全回到当初。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终须奋发图强、理性面对，不冲动，少对抗，“发展才是硬道理”。

[1]. 刘玉峰. 逆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如何再出发[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DOI：
10.13665/j.cnki.hzjjykj.2020.08.022

[2].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陈帅. 全球价值链、本地化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效应[J]. 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3]. 葛浩阳. 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真的不可能吗——对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J]. 社会科学文摘, 2019.

[4]. 刘晔. 新型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J]. 管理学刊, 2019, 32(02):15-21.

[5]. 金星晔, 管汉晖, 李稻葵, et al.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1000—2017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J]. 经济研究, 2019(7).

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于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交换使得总产出最大化。可以说，正是国际化进程的推动，带来了全球经济过去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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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具有典型性的是日本提出的“中国+1”政策。即不能在某一项产品上完全依赖中国的生产，而是要在中国以外存在一个备用的替代选项。

◎ 提前将基本个人所得税从20%下调到19%；

对于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面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参照前文论述，我们需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应对策略。

然而，伴随着欧洲的工业革命，他们开始突破斯密型增长的局限，转变为库兹涅茨型增长( the Kuznetsian Growth)，即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则没有完成这一转变（金星晔等，2019）。

为什么三种情况无法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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