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名单近日正式出炉，江西省14家企业榜上有名，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榜单显示，江西恩泉油脂有限公司、江西宝嘉生物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神州通油茶投资有限公司、江西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兴国嘉香乐食品有限公司、江西东方名竹竹业有限公司7家涉及饲料添加剂、食品用洗涤剂、化肥、肥料、化妆品等产品研发生产，肥料、农药、化肥、化妆品、专用化学产品、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等产品销售企业上榜了第五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据介绍，第五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于2021年6月开始组织申报，根据《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推选和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办规字〔2013〕164号），经省级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全国共有166家企业入选。

截至目前，加上前四批，江西省已有国家重点林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涉及林产化工、日用化学品、油脂化学品、香精香料、化妆品、专用化学产品、天然芳香产品、生物制品、食品添加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领域企业达到25家。他们分别是江西省吉水县兴华天然香料有限公司、江西思派思香料化工有限公司、江西金安林产实业有限公司、江西省天玉油脂有限公司、江西绿源油脂实业有限公司、江西绿满源食品有限公司、江西天香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宜春元博山茶油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西友尼宝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全南厚朴生态林业有限公司、江西飞尚林产有限公司、 江西绿海油脂有限公司 、江西春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江西齐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仙客来生物新科技有限公司、德兴市荣兴苗木有限责任公司、江西邓志平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等企业。

据了解，近年来江西省以“江西现代林业产业示范省”建设为引领，大力实施油茶产业“三千工程”、竹产业“千亿工程”、林下经济“三千亿工程”，积极推广“林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挥林业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林业产业、林产化工、香精香料产业集群，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和林农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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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驱动：5月6日盘后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缩小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

2、公司概况：公司全称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控人河南省财政厅下属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该集团重点支持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重大产业培育。河南省共有5个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兰考县、鄢陵县、新安县、南乐县、新郑市。

3、主营业务：涵盖城镇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配套建设、产业策划运营；生态环境治理、土壤修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旅游资源开发等。

（1）生态环境业务：公司拥有超过三十年的生态环境建设经验，成功搭建了以上市公司为核心的“规划+设计+施工”一体化建设平台。根据2021年报，园林工程营收占比86.52%。

（2）生态城镇业务：已形成与区域地情相匹配的“乡村振兴、城市更新、人文商貌、旅游景区”4大核心产品线。通过轻资产运营平台子公司持续优化生态城镇全产业链的运营模式，全面实现生态城镇模式对外复制输出。

4、行业概况：作为工程类业务，园林业务的核心特点为垫资，规模增长时需持续增加外部融资保障经营活动有序运行。PPP模式的兴起与衰落加剧了垫款对园林工程的影响，从专项债来看，2021H2开始发行提速，1.46万亿提前批专项债额度已经下达，从资金端支撑园林行业。

5、高营收低利润：根据公司一季度经营数据，截止一季度已签约未完工订单237.7亿，已中标未签约订单12.45亿。公司园林工程业务毛利率约8.37%，则上述订单可贡献毛利约20.9亿。但公司盈利能力堪忧，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非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部分资料来自东北证券、公告互动等）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除聚焦大气治理“一微克”行动、开展PM2.5和臭氧协同治理以外，北京市还持续加强水环境治理，“一河一策”整治劣五类水体，同时，聚焦土壤污染的风险防控，完善制度保障，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出台“田长制”实施意见。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介绍，北京市聚焦提升水生态品质，在全市主要流域开展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工作，积极推进密云区白马关河段、大兴区凤河长子营段等生态修复试点；在农村污水治理方面，已完工220个村。

↑北京市通州区北运河风光，远处是运河商务区。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在土壤治理方面，北京市强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地管理”，严格农用地分类管理，严控建设用地环境风险。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完成455万平方米地块土壤调查，遥感监测和现场检查严管未利用地。

此外，在聚焦生态保护方面，北京市认真落实生态涵养区条例，起草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发布《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构建国内首个超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同时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特点，全面实施秋冬季专项行动，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记者倪元锦）

来源： 新华社

【生态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 张亚雄

在畜禽禁养区经营生猪养殖场，未按规定处理、偷排粪污，重金属超标……2020年6月15日，重庆市巴南区村民张某因排放含有重金属污染物污染环境案，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悉，从2004年起，张某就在畜禽禁养区经营生猪养殖场，且不按相关规定，长期将未经处理、含有重金属的禽畜粪污通过无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渗坑偷排至外面，严重威胁着周边的土壤生态环境安全。“对污染土壤行为依法实施严惩重罚，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有效震慑。”重庆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污染环境案件查处支队支队长梅黎强调。

重庆巴南区养殖场偷排偷放受罚的案例并非个案。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土壤环境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水缸子”。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消费需求升级，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对土壤安全问题也越发关注。

在吉林省梨树县，农民驾驶免耕播种机在黑土地上播种玉米。新华社发

避免“在更隐蔽的地方出现新问题”

“这块废渣填埋场经过批准了吗？”

“一定整改！”

因防渗措施不完善，部分赤泥（工业废渣）超过防渗膜覆盖范围，且现场管理粗放、防尘措施不到位，重庆一家氧化铝公司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查处整治。上述对话就发生在土壤污染防治执法的“回头看”现场。

2020年8月至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分赴江苏、重庆等6省份，对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生态环境部西南督察局办公室主任王剑建议检查组去看看整治后的情况。

“法律写得清清楚楚，建设和运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企业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检查组指出。

“这是典型的‘老问题整改好了，在更隐蔽的地方又出现了新问题’。”王剑说。

近年来，土壤污染问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多部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2020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提交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显示，2019年6月，我国完成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基本查明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在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农用地安全利用等工作中应用。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为此，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联合行动，协同推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与此同时，各地结合实际创新政策，形成一批土壤污染防治的生动案例。例如，浙江丽水开发区制定并实施土壤环境“红、黄、绿牌”警示管理制度，对辖区内的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实施分级动态管理，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广西柳州探索出土壤污染治理的“柳州模式”，从源头防控土壤污染风险，对污染地块实行联动监管，完成市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专家库、样品库建设……随着各地土壤污染防治能力的提升，我国土地健康保障也变得更加有力。

对此，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王夏晖表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基础弱，法律实施仅有两年多时间，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日益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相关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需要在系统总结以往工作进展和成效的基础上，找出差距和短板，充分研判形势，明确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任务和努力方向。”

在云南大理州的郊区，农户精心侍弄田地。光明日报记者张蕾摄/光明图片

借鉴国内外经验进行科学有效治理

土壤环境污染治理是世界性难题。“西方工业化国家遇到土壤污染问题比我国早，治理也比较早，在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治理技术体系。我国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与固废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谷庆宝指出。

关于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在2019年该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关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风险突出，超筛选值农用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任务依然较重。

谷庆宝将美国污染土壤防治的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前，社会环保意识不强，对土壤污染基本没有什么防治措施；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开始发现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影响，但对土壤中的污染物反映过激，监管部门不得不强迫污染者快速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许多地块的治理都采用挖、埋、烧等高耗能技术，往往导致土壤污染的过度治理；20世纪90年代后，公众和监管部门对污染土壤的治理在认识和理解上不断深化，根据土壤的功能和用途来制定修复目标，绿色可持续地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

“近年来，绿色可持续的修复理念在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主要从整个土壤修复过程进行考量，考虑修复环节中社会、环境、经济的代价，筛查最佳的修复技术，实现土壤污染的治理目标。”谷庆宝认为，这对我国未来土壤污染防治具有一定启示。

记者了解到，耕地污染修复完成后，仍需满足作物生长需要，而大部分建设用地的地块修复技术并不适用于农田土壤修复。对此，王夏晖建议，应注重土壤资源的分类分区管理和安全利用，借鉴“河长制”“湖长制”经验，探索建立“田长制”，由各级党政领导牵头，负责行政区域内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对已实现安全利用的受污染耕地，从农产品临田检测、超标粮食处置机制、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等方面加强管理，确保安全利用效果稳定可持续。”

为科学推进耕地安全利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已开展近100个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探索出低累积品种筛选、石灰调节、水分调控等农艺调控技术，以及施用钝化剂等土壤改良技术，可以大大降低农产品重金属超标风险。目前，该部正在加快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技术模式的提炼和典型经验总结工作。

王夏晖认为，监管能力是土壤环境管理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建议定期开展土壤环境执法专项培训，加快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在土壤环境监管领域的全面应用。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机制作用，进一步压实属地政府责任，推动土壤环境监管、监测、执法能力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和软硬件条件，建立监管人员培训和土壤污染防治宣传体系。”

开辟土壤污染防治行业的蓝海空间

近年来，随着土壤安全问题受到重视，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市场也逐步打开。

从国内外实践来看，土壤污染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且修复的资金投入巨大，动辄需要上千万乃至上亿元，因此，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采访中，业界专家纷纷表示，土壤污染修复周期长、成本高、见效慢，总体上还是要坚持风险管控的思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为出发点，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安全利用，不宜盲目实施大治理和大修复。

目前，国家资金主要用于启动历史遗留土壤的治理和修复工作，而且预期的资金投入远大于国家的启动资金。为此，业界专家建议，尽快建立国家和地方土壤修复基金制度，或者通过加大投入和整合培育龙头企业，促使土壤修复由技术引导型转向资本运作型，以保障该行业领域可持续发展。

2016年，中央财政整合原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设立了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累计下达285亿元用于支持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风险管控、修复、监管能力提升，同时推动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多渠道支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土壤修复领域已经开始吸引社会资本积极介入。根据行业机构测算，目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修复产业在环保产业总产值中占比不足1%，然而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达30%——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土壤修复市场完全有可供深挖的潜力。

如今，土壤污染修复行业从以传统的污染治理工程承包为主，向环境管家、棕地开发和PPP等多元模式发展，环境大建设格局正在形成。业内人士指出，按照“土十条”制定的线路，我国土壤污染的恶化形势将在2020年得到有效控制，随后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可以预见，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土壤修复市场的大门也将向社会资本持续敞开，有望开辟出行业发展更为可观的蓝海空间。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2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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