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些黑暗日子里学到的一课就是你必须保持团队的价值、创新和视野。只要你不放弃，就仍然拥有一线机会。当你的力量还很渺小的时候，你必须非常专注，靠你的大脑生存，而不是你的力气。

上市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上市的时机选择正确。我们的B2B公司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市场环境也比较健康，公司管理能力也很强。阿里巴巴在香港的成功上市证明：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在香港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高水平的估值。

——2007年马云接受美国《INC》杂志采访时如是说

梳理、总结马云在“黑暗时期”的讲话，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团队”。可以想象，在生存最艰难的时刻，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而一个拥有团队力量的狼群则可以渡过难关。在黑暗时期，只要维持一个团队的价值、创新和专注，黎明也就指日可待，从互联网大寒冬，到“非典”危机，马云的团队都是如此过来的。

在中国，创业者就要像蟑螂“小强”一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如何像蟑螂一样生存下去？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信念，首先你要相信你能活下去，此外你要相信自己有坚持活下去的毅力，“半跪着也要坚持”。

2008年，有人问马云：“中小企业如何像蟑螂一样既生存下去、又灵活自如？”

马云的回答是：“第一相信你能成活。第二你要相信有坚强的存活毅力，阿里巴巴跟任何中小企业一样，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我们也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状况，我们没有收入，但我们要活下去，所有人倒下来了，我们半跪着也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让自己做一个最后倒下的人。对中小企业来讲，在乐观主义者看来，今天是一个机会，在世界经济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时候，倒下来的一般都是大企业。但是世界上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减少，人们还是要吃、穿、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中小企业，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机会。悲观的人看任何事情都是悲观的，乐观的人看任何事情都是乐观的。”

云指南

创业的孙悟空定律：天宫好闹，妖怪难打。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常常打不过路上的妖怪？答案：大闹天宫时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比较拼命！

作者｜张伟「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委员、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13期

高通胀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经济呈现出大落大起态势。首先是因疫情冲击而遭受重创，陡然衰退。2020年3月，当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攀升，衰退程度超过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此后是受政策刺激而V型反转，迅速恢复。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3月，美联储“当机立断”，两次降息至几乎零利率，并宣布实施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其资产负债规模快速膨胀。在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期间，仅仅2个月，美联储总资产从4.2万亿美元快速膨胀至7万亿美元，增长了66.7%。后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张，最高曾接近9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财政部还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高达15%。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从2020年第三季度就开始迅速企稳、复苏，经济增速逐步回升，失业率持续下降。美国经济此轮衰退仅仅持续2个月，成为史上最短的一次经济衰退。

极度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犹如一剂“强心针”，使美国经济“三低”（低增长、低就业、低通胀）逐渐转向“三高”（高增长、高就业和高通胀）。从表面上看，美联储的政策效果极佳，经济增长抢眼，就业市场强劲，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了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

在疫情冲击的早期阶段，尽管美联储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大封锁使经济供需两端同时大幅萎缩，较大一部分流动性进入美国资产市场或外溢至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商品市场并没有出现价格暴涨。

无论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还是以个人消费支出（PCE）来衡量，在2021年3月之前，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一直保持稳定，通胀水平都始终处于2%以内的低位水平，直到2021年3月之后通胀才开始显现，然后是快速攀升，并持续发酵。

即便是以反映原材料等上游商品的价格指数，如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衡量，在2021年2月之前其同比涨幅并没有超过2%，直到2021年2月之后才突破3%，后来同样也是持续攀升，并居高不下。2022年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达8.6%，超出市场预期，再创40年来的最高水平，刷新了3月8.5%的高点，打破了市场对美国通胀见顶回落的幻想；核心CPI上涨为6.0%，低于3月创下的近40年最高水平6.5%。

在衡量通胀趋势方面，PCE与CPI基本类似，2022年4月，美国PCE同比上涨达6.3%，核心PCE上涨为4.9%，略低于3月创造的高点。以年度数据而言，美国CPI和核心CPI在2021年分别上涨4.7%和3.6%，分别创30年和29年来新高。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预判，美国2022年的通胀水平将会更高。尽管美联储从2021年12月起就开始收紧银根，特别是2022年3月以来连续加息，但是仍然没有拖住高通胀狂飙的步伐。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通胀水平都大大高于美联储确定的政策目标值——长期通胀率2%，且居高不下，并已持续超过一年之久，因此，在下半年的4次议息会议上，预期美联储还将加息3～4次，累计加息至少200BP，使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限达到3.5%以上，以接近或达到中性利率水平。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通胀问题已变得根深蒂固，即已经由一个暂时性问题变成一个持久性问题。根据Almuzara和Sbordone（2022）的研究，在2020年，美国通胀的大幅起伏主要是暂时性冲击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通胀的动态变化则由趋势性成分主导，这种趋势性成分普遍而持久。无独有偶，目前高通胀已不单单是美国经济的顽疾，而且也是全球经济的病魔，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和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全球高通胀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美国和全球高通胀的成因，除经济因素之外，政策因素也“功不可没”，尤其是美联储难辞其咎。一方面，其政策效果极佳，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另一方面，对于通胀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美联储存在误判，在通胀持续攀升时，美联储行动迟缓，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通胀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总体而言，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如此之高的通胀将影响到每个人、每个家庭，但是对于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居住、杂货、汽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尤其痛苦，即通胀的财富分配效应对中低收入者造成的伤害更大。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还将威胁经济增长和(港股00001)就业市场。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

美国高通胀形势严峻，并不单单在于通胀率较高，更关键在于其成因错综复杂。

第一，需求拉动。在强有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都逐步企稳、恢复并变得强劲。前者通过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推动通胀高企，而后者通过拉动生产品价格上涨，再从成本角度推高消费品价格，进而间接推动通胀高企。就居民消费需求而言，诸如能源、食品、房租和汽车等消费份额较大的商品，其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成为美国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

第二，成本推进。从生产角度而言，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原材料成本、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家利润等生产要素成本构成。因此，一旦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房屋及土地租金、资金成本上涨，即使需求保持不变，商品的价格也将因为成本上升而上涨，从而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胀。就成本视角而言，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上涨是美国当前高通胀问题的主要推手。值得警惕的是，当通胀持续存在时，如果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得不到缓解，那么，通胀预期将成为推动工人工资上涨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工资—通胀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此外，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表，资金成本将出现上涨，这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美国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另一个重要推手。

第三，供给约束。受疫情、战争、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压力陡升。全球供应链压力增加，突出表现在运输成本上升、交货时间延长、商品积压、采购库存增加以及贸易风险上升等，进而推高美国进口价格指数。2022年5月，美国从拉美、工业化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欧盟和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4.6%、13.2%、11.6%、5.5%和4.6%。

当前，前述三个方面的多重因素同生并存、相互叠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并变得根深蒂固。然而，追根溯源，无论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还是成本推进型通胀，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高通胀的根本原因都最终会归咎于货币供给过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应量都大幅扩张，以美国、英国和欧元区最为突出，特别是它们的中央银行资产规模飙升。以美国为例，在短短26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大幅飙升，增长了约112%，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更大的美联储，其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长，增长了逾42%。实际上，无论是商品（包括诸如消费品、原材料和投资品等），还是资产（如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一旦货币投放过多，迟早会推高商品或资产的价格，只不过在一个阶段表现为资产泡沫，而在另一个阶段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因此，归根结底，高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投放过多。

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效果

造成当前美国高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投放过多尽管是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因此，单纯依靠美联储加息、缩表，无法达到对高通胀完全降温的效果。即便是只针对货币投放过多引起的通胀问题，笔者认为，美联储通过加息和缩表，除非紧缩力度非常大，否则，降通胀的效果将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在前一轮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在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美国资产市场和全球市场形成了三大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此轮紧缩政策降通胀的效果。

第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开货币投放的“源头”闸门，但是，作为信用派生机构，美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将货币创造功能完全释放出来，而是保留了一部分流动性，即在信用扩张“流域”形成了“蓄水池”。这是因为，疫情暴发后，尽管美联储投放了很多基础货币，但是由于初期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商业银行存在惜贷行为，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大打折扣，结果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保留过多的准备金，货币乘数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低于基础货币。疫情暴发后，无论是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还是基础货币投放，增长幅度都显著高于M2；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却明显上升，最高曾涨到4.19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前增长了142.2%，货币乘数相应地显著下降，由疫情前的4.45最低降至3.28。

随着经济前景回暖，美国的商业银行惜贷行为减弱，风险承担增强，从而使原先保留的部分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功能得以释放。2022年年初以来，即使美联储逐步收紧银根，基础货币见顶回落，但是，M2却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商业银行流动性“蓄水池”开始开闸放水，冲销了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效果，结果是准备金下降，货币乘数回升。由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不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从理论上而言，美国的商业银行当前保留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均是超额准备金，都可以用于发放贷款，因此，美联储未来要真正达到收紧银根的效果，除从收紧“源头”——加息或缩表着手之外，还必须就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采取相应的举措，如重新设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否则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来收紧银根。

第二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资产市场，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在2020年3月疫情暴发时，美国的名义GDP明显下滑，M2快速攀升，相应地，基于费雪交易方程式计算所得到的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货币流通速度显然是变快了，而不是变慢了。

通常，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而在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就短期而言，当货币供给大幅增加时，如果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那么货币首先会更多地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资产市场将吸收大量的流动性，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从而继续维持低通胀态势。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为什么并没有立即产生通胀问题，而在较长时间维持了低通胀态势。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在美国经济尚未企稳、复苏的情况下，美国股票市场却出现极强劲的牛市行情或严重的股市泡沫，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00%。

一旦资产市场预期回落，特别是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使资产价格下跌，甚至是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资产市场“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外流，进入商品市场，就会推高商品价格，从而形成或加剧通胀。因此，美联储紧缩银根，将可能使股票市场或其他资产市场此前吸纳的流动性释放出来，若流入商品市场，将推高通胀。这一方面会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截至2022年6月17日，受美联储连续三次加息和缩表的影响，该指数由历史最高点36950点下挫至29890点，下跌了19.1%，而2022年以来就下跌了约17.8%。

第三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全球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黄金本位制演变为美元—国债本位制。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元的信用靠美国政府来支撑，美国政府尽管作出了到期兑付国债的承诺，但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的承诺相比，该承诺不是一个硬约束。这是因为，黄金储备有上限，会被耗竭。而对于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一方面，尽管美国国会设定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但是，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上限，而且在实际中，国会也会根据情况调整上限；另一方面，当国债到期后，美国政府也能保证兑付，要么以美元，要么以新发行的国债，只是金额不断增大而已。

因此，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特里芬难题不再是一个难题，美国双赤字问题也不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为了向全世界提供清偿力，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保持逆差或赤字，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获得的美元将在美国市场上进行配置。结果体现为美国金融项目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配置于美国国债，相应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仅没有终结美元扮演世界中心货币的角色，反而使美元横行世界更加肆无忌惮。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国长期存在双赤字问题，但是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增无减。

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联储投放过多美元，不仅在美国国内会引起流动性泛滥，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胀等问题，而且过剩的流动性还会通过资本或贸易渠道外溢至全球，引起全球资产泡沫或通货再膨胀问题，相应地，在全球资产或商品市场会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美元往往会贬值。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个“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逐步回流至美国，从而减弱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政策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美元升值。

综上所述，美国当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而不是仅仅由货币扩张造成的，相应地，美联储加息或缩表，只能对部分由需求拉动产生的通胀问题发挥抑制作用，而对成本推进和供给约束产生的通胀问题难有作为。在上述三个流动性“蓄水池”的作用下，美联储抑制高通胀的政策效果将会进一步减弱。因此，加息或缩表显然既不能抑制美国的高通胀问题，更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很难实现“软着陆”。自1965年以来，在美联储11轮加息中，只有3次实现了“软着陆”。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此轮加息实现“软着陆”的概率极低。美联储持续加息或缩表，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资产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目前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出现泡沫破灭的端倪；另一方面，非但不能抑制高通胀问题，反而会通过推高资金成本而“火上浇油”，并且会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从而使美国经济“硬着陆”，甚至陷入滞胀“泥潭”。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20级博士生任浥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源自中国金融杂志

来源：澎湃新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句在中国文人志士中流传上千年的名言警句，如今也为美国人所认知。

从《原则》《债务危机》到《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的研究从最初涉及个体、组织，延伸至探究国家社会的兴衰与世界秩序变化的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以近500年以来主要国家的历史为样本，开始了围绕帝国兴衰及其深层机制而展开的历史研究，并且基于历史研究所提炼出来的规律，重新思考投资。

全球顶尖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

达利欧提炼出了8个标记大周期的指标，即教育、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储备货币地位。在达利欧看来，人们可以通过考察这些指标，构建一个反映国家当前形势的健康指数，反映不同大国兴衰的整体情况及所处的大周期的阶段。所有帝国和王朝都是在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可以就此判断本国所处的位置与之后的走向。

步入2022年，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对供应链持续造成冲击，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粮食短缺，推高全球通胀，这些宏观因素都在拉低全球经济增速。滞胀俨然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美国是否会重蹈上世纪70-80年代滞胀的覆辙？达利欧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书面专访。

中国的经济增速仍很可能大大超过美国

澎湃新闻：相比于《原则 1》，《原则 2》站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可以谈谈这么做的初衷吗？你是如何考虑的？

达利欧：这二者的路径是一样的，即通过观察许多真实发生的案例来认知当中的因果关系，从而理解现实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我再把这些原则写下来。工作和生活中总有很多事情反复发生，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回头看。不过，储备货币和国家的几次兴衰，通常需要50-150年的时间，我也就需要回顾西方世界近500年的历史。我还上溯到公元600年中国自唐朝以来历代朝代的兴衰。有了这么大的样本量，我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并找到我的处理原则。

澎湃新闻：你还提到相比于美国，历史和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你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为什么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达利欧：从与中美决策圈层内外的对话中，以及从对历史记录的比较中，我可以看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关注和理解历史。另外，美国相对于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对美国人来说，历史只开始于1776年左右。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直到我知道我需要学习历史，且学习历史反复帮助到我，在此之前不学习历史让我受过挫。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有一些事件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我有生之年都没有见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它们在以前发生过很多次。我对历史研究得越多，我对现实的见解就越深。例如，我对大萧条的研究帮助我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平稳度过了危机。正如我在书中解释的那样，我对过去500年的研究和从中所学到的原则，帮助我在大多数人都举步维艰时做得很好。

澎湃新闻：中国政府提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之际世界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你如何看待疫情后中美经济的基本面？

达利欧：我认为中国还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中国将会克服其面临的疫情挑战，并避免陷入一场削弱国力的战争。假设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中国的增长率当然会低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但仍很可能会大大超过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这里有很多原因，难以赘述，我在书中都逐一进行了阐释。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中国比现在更容易实现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中国的市场曾受到孤立，也非常便宜，所以改革开放能让中国快速赶上。如今中国的市场变得更昂贵，人口结构也遭遇逆风，增长也就因此而放缓。同时，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做出改进，发展程度仍有提升空间。这表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一差距将会缩小。此外，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提高生产率的因素也有重大提升。在我的书中，我展示了用来预测未来10年增长率的18个指标。我用这个方法检验了18个国家（欧元区计为一个国家）的情况，在我的书中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

（注：这一数据是基于世界银行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数据，可在此找到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locations="CN"-US。此外，书中展现的国家数量是11个，而不是18个。）

美国这次情况可能会比1979年更糟

澎湃新闻：美国通胀已创下四十年来的新高，但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持续性仍有分歧。有评论认为现在的状况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大通胀”时期很接近，你认同吗？应如何看待本轮美国通胀背后的逻辑与走势？

达利欧：是的。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源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前后的大量债务和货币创造。大量的债务和货币创造降低了其价值，增强了购买力，从而增加了支出。于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导致经济疲软和滞胀的通货膨胀。同样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任何东西的价格等于花在它上面的钱和信贷的数量除以它卖出的数量。我们之所以会有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和信贷创造的数量远远大于商品和服务创造的数量。虽然部分原因是供应链问题，但大部分原因是巨额债务和货币创造。未来，巨额赤字将会产生更多的债务。尽管美联储试图收紧银根和信贷，但这将损害经济。这一系列条件将导致滞胀。情况可能会比1979年更糟，因为现今的债务额更高。由于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持有债券资产（debt assets ）的人会认为可以卖掉这些资产再去买东西。这种可能性太大了，而这会使得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权衡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澎湃新闻：为了抵抗高通胀，美联储开始激进加息。你预计美联储今年的加息频率会如何？

达利欧：我预计每一次会议上都能加息，直到加息会对市场和经济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害。

澎湃新闻：在当前复杂的宏观局势下，你对全球资产配置有什么建议吗？

达利欧：远离债券资产（debt assets ），并对资产做多元化配置。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

哈佛大学医学院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医学流行病的医学报告。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2025年才能告一段落，而2025年也并非是人类彻底战胜了病毒，而是在磕磕碰碰中人类终于找到和疫情能够长期共存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则更具有穿透力，在他的《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中指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历史分期的起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疫情反复、病毒变异等正持续冲击人类社会，这给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走势都带来了不确定性。2021年1月13日下午，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中国网地产承办的第十二届地产中国论坛暨中国房地产红榜在北京举办。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在现场发表主题演讲，深刻剖析了大变局下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

疫情之下世界经济复苏更为缓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有了切身体会。

经济全球化以后，世界GDP潜在的增长率由过去的2.5%提升到3.5%，直到2018年世界GDP增速仍为3.6%。“在过去经济全球化推进中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GDP增长速度，但是2019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开始低于世界GDP增速”，范剑平坦言。

由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受到困扰，世界经济增速从2018年的3.6%下滑0.7个百分点到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9月对2020年世界GDP的增速预计是2.5%，较2019年的2.9%继续下滑。然而，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负增长。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4%，世界经济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

范剑平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世界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只有中国还能保持1.9%的正增长，剩下的19个国家均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全球经济下跌的惨状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范剑平也强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发达国家货币放水的唯一效果是刺激世界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上升，货币同步放水导致世界级负利率。西方发达国家资金脱实趋虚，而货币放水对实体经济复苏无效。“在2021年，世界经济虽然会在低基数基础上有所反弹，但如果资金脱实趋虚的局面不被扭转，全球经济将呈现出“低增长、低物价、低利率”的特征。

资金脱虚向实 房地产金融监管持续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中国银根放松后，资金集中流入房地产行业”。

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30亿元，同比增长0.8%。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制造业投资下降6.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7个百分点。

随之而来的金融监管也在持续深化。2020年12月31日，《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正式发布，旨在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这是继2020年8月20日“三道红线”后又一针对房地产融资的政策，目的是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此，范剑平认为，这是中国在全球率先打响扭转资金脱实向虚的第一枪。他表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放松“银根”，给了地方政府大量资金，希望能够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但事实上仍有不少资金又流向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与金融高度相关，为了稳中求进、减少房地产企业未来的风险，因此对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出台“红线”管理。

此外，范剑平认为，国内资金过去对房地产行业属于超配，目前虽然没有实施紧缩，但已不做增量。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实施，就是让金融机构内部消化，防止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增量。

“‘三条红线’对房地产企业压力最大的可能是现金短债比不能小于1倍，如果到期的债务是1亿元，企业就要准备2亿元的现金。”在范剑平看来，“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范风险，也对一些过于激进的企业起到警告作用。总体来讲，是为了稳定房地产行业，从而稳定金融市场”。

“房地产用来住的部分是实体经济，用来炒的部分是虚拟经济，对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要继续支持，要支持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对于任何房地产金融的炒作现象要通过房地产长效机制解决。因此，涉房金融的集中度管理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向科技创新，投向实体经济”，范剑平补充道。

实际上，自监管层提出“不会再把刺激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后，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就在逐步落实中。

2021年中国经济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

范剑平强调，2021年，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稳中求进、不急转弯”。

“在2021年，宏观政策整体上强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点、力度、效果”。

范剑平分析，今年的财政政策不会像2020年那样扩张，会稍微紧缩，预计财政赤字率会由2020年的3.6%降到今年的3.2%，而3.2%的赤字率在历史上也相对较高。财政政策仍是扩张型、积极型的。他进一步分析，今年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今年中国的名义GDP增速可能会接近10%，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也会接近10%，货币供应总体不算紧张，且弹性非常大。

“中央要求财政政策对三大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增加财力保障，首先是促进科技创新，对基础性科学研究财政要加大投入；其次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是调整收入分配，主动作为”。

同时，范剑平还强调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他表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此外，范剑平还建议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他表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总体来说，今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构趋向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货币政策。房地产行业也要习惯整个“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战略方向，稳中求进，不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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